正当反帝反军阀统治的大革命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国内思想理论界在关于国家、阶级、阶级斗争、革命对象、革命目标、统一战线等问题上，泛起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主义和戴季陶主义等思潮。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予以反击，进一步探索了革命对象和动力问题。

国家主义的政治纲领号称“全民革命”、“全民政治”；行动纲领标榜“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在国家问题上，国家主义者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宣扬超阶级的国家观，提出建立全民政治、全民福利的国家，攻击和反对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及无产阶级专政。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他们主张阶级合作，鼓吹“全民革命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认为对内开展阶级斗争，会影响和削弱对外开展反侵略的民族斗争的力量，并认为中国近代实业不发达，还没有形成劳资两个阶级，所以谈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在革命的目标和对象问题上，他们沿用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以行内反共产党、外反苏俄之实。而对于反动卖国的北洋军阀，他们不但不反对，反而卖身投靠、为虎作伥。对于国家主义者的反动言论，中国共产党人立即予以反击。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先后撰文，批判国家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在国家问题上，共产党人批判了国家主义者的抽象国家观，指出国家是有阶级性的，国家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阶级对立的产物。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指出社会上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不同，对革命的态度也就不同，有的赞成革命，有的反对革命，有的本身就是革命的对象。只有进行阶级斗争，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国家才能获得独立，民族才能得到解放，舍此空谈国家民族，不但于事无补，而且很可能步入与军阀官僚及帝国主义列强沆瀣一气之道。对国家主义的批判和驳斥，揭穿了其超阶级国家观的实质，指明了国家主义派不但不足以救国，相反会误国、害国，使中国继续陷于列强侵略和军阀专政之绝境。这一大规模的批判，动摇了国家主义的理论基础，使其在思想理论界的地位严重下降。

戴季陶主义是大革命时期在国共统一战线内部出现的一种反共思潮。1925年，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先后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等小册子和文章。其中心思想是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攻击中国共产党。他提出中国根本不存在阶级对立，认为中国只有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他攻击共产党“制造”阶级斗争，攻击唯物史观，认为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他用所谓组织的“排它性”，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煽动国民党把共产党撵出去。戴季陶主义为资产阶级排挤共产党，独占领导权，压制工农运动，提供了理论根据。

对戴季陶主义，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肖楚女等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驳斥了戴季陶要求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放弃阶级斗争的论调，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对于戴季陶的仁爱论调，指出其只“是一种唯心论的道统说”，实际上是要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对于戴季陶反对国共合作的谬论，指出其没有看到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国共两党存在“共信”，即“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他所说的团体的“排拒性”，不过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而已。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揭穿了戴季陶主义的实质，动摇了其理论基础，对于捍卫马克思主义，捍卫党和党的路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正当大革命高潮迭起的时候，革命中的危机也日益增长和显露。一方面，大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日益复杂和尖锐；另一方面，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也日益尖锐化。同时，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两种错误倾向也迅速蔓延滋长。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面前，总感到自己力量不足，唯恐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会导致国共关系的破坏，因而一味主张单方面退让，企图用这种方法使国民革命阵营内的矛盾得到缓和。共产国际代表也持这种意见。其结果，不仅没有使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缓和下来，反而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以可乘之机。他们得寸进尺，步步进逼，利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决议案》等时机，不断向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在中国共产党的节节退让下，逐个夺取阵地，把权力一步一步集中到自己手里，为日后发动反共政变作了重要准备。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他们否认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不承认农民有革命的要求。他们虽然口头上承认革命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但不去联合农民，这就使无产阶级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无产阶级领导权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这两种机会主义都不相信革命的力量，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哪里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

由于国民党右派阴谋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日益加紧，由于党内存在着两种机会主义错误，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在这紧要时刻，为了反对党内错误倾向，提高全党的阶级觉悟，给中国革命指出正确方向。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应当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是最可靠的同盟军这样一个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大问题，指明了我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发展方向，毛泽东首先阐述了分清敌友问题的重要意义。所谓分清敌友问题，就是认识革命的对象、动力问题。毛泽东在该文中，把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和制定党的路线联系起来，指出这对我们党正确认识自己的地位和制定党的路线有着巨大意义。文章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之后着重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文章强调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等问题，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初步结合。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农民和农民运动问题日益突出。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指出，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北伐的号召，不是什么拥法护宪，而是真能解决农民的痛苦。为北伐作准备，会议强调必须在北伐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紧开展群众工作，特别是做好农民工作。这次会议反映了我党对农民的认识前进了一步。这一时期，李大钊发表了《土地与农民》一文，分析了中国农村与农民，强调党要加强农运工作，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认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在北伐战争的军事胜利鼓舞下，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到1926年末，形成了以湖南农运为中心的全国农村大革命。在我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已经成为左右全局的力量的前提下，怎样对待农民运动和农民土地问题，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实现领导权和时局发展的关键问题。

帝国主义、军阀和地主豪绅等极端恐惧、仇视农民运动，诅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叫嚣“糟得很”。他们一面准备武装干涉，一面加紧扶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妄图扼杀革命。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被反动派的气焰所吓倒，不敢支持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反而对它进行指责和压制。192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以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逐步贯彻到全党的实际工作中。

毛泽东坚决反对陈独秀限制和压抑农民运动的政策。在中央特别会议后，毛泽东离开武汉去长沙。毛泽东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后，为了驳斥对于农民运动的种种污蔑和攻击，支持发展起来的农民运动，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向中央写了考察报告，3月在《战士》周报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理论和实践上有力驳斥了对于农民运动的种种污蔑和攻击，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农民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报告指出，没有广泛深入的农民运动，中国的民主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农民革命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全党要坚决领导农民运动，领导农民前进。必须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报告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指出贫农是农民运动中的革命先锋；归纳了农民运动斗争内容的十四件大事；明确了农民革命斗争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提出了必须废除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要在农村普及政治宣传，普及文化教育等任务。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及时总结了农民运动的斗争经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关于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村革命政权的伟大战略思想，这不仅极大地鼓舞和支持了正在兴起的农民革命斗争，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为我们党正确领导农民革命斗争，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领导农民运动的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