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以后，正当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时候，毛泽东关于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思想首先发生变化。毛泽东对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1952年6月，毛泽东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31页。随着对主要矛盾认识的转变，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具体时间就有了新的看法。这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关于就我国“一五”计划草案同苏联磋商情况汇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13页。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的改变。此后，毛泽东连续谈到“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重要思想，并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党和毛泽东关于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新的判断，即由10年到15年以后，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向资产阶级全线进攻的突变，改变为从现在起就采取逐渐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政策，使社会主义因素一年一年地增加，争取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完成这一转变的渐变过程。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15页。

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如此变化，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所决定的，是实际工作经验积累的必然结果。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迅速发展国营经济的客观要求。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国家运用政权的力量，没收了官僚资本为人民所有。这一阶段，使旧中国依附于帝国主义、占全国工业资本总额2/3左右，占工业、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总额80％左右的官僚资本成为国营资产。没收官僚资本，使旧中国主要的经济力量集中在国家手中，成为支持国家财政、稳定经济局势、保障人民和社会利益的主要经济力量。特别是，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大多数技术比较先进，劳动生产率比较高，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强，明显地表现出国营经济相对于其它经济成分的优越性。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只能依靠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而不可能依靠资本主义私人经济。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发展国营经济，扩大计划经济，就成了建国初期的首要任务。

第二，是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和限制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新中国建立后，在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为解决私营工厂的原料和产品销路问题，大部分私营工厂承办加工业务，接受国家的订货和统购包销产品，私营商店开始为国营商业代销。国家创造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1951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空前发展起来。这些本来是为了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生产困难而采取的措施，不但利用和限制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加深了它们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的联系，引起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资本家在开始时并没有认识到对它们的初步社会主义改造，党在当时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党在1953年总结经验时认识到，所有这些形式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途径，改变了过去关于在将来某一天宣布实行国有化，一举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想法。这也是改变原来的设想，加快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农村的土地改革，使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引导小农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丰富经验。土地改革后开始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实际上就是对个体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认为这些互助合作化，同时可以作为引导农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适当途径。党和毛泽东在实际工作中，还形成了一个新的思考，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农业国里，实行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农业合作化不能坐等工业化和机械化，先机械化后合作化不适合中国国情。在中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没有大机器，主要靠分工协作，也能提高生产力。这就进一步证明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且势在必行。

第四，“三反”、“五反”斗争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最后一年，通过1952年的“三反”、“五反”斗争，国家已经有条件控制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此之前，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工人阶级还没有对资产阶级进行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仍保持着很大的威风。通过“三反”、“五反”斗争，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被焕发出来，资产阶级威风在绝大多数企业中丧失殆尽。虽然在一小部分中小企业中，资产阶级威风还在，但是比过去也是大大低落。这一变化说明，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已被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威力压倒了。“三反”、“五反”斗争后，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已经不可能照旧存在下去，他们除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别无其他选择。这种情况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提供了阶级基础。

第五，国际环境也有利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同他对于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也密不可分。他估计，世界大战大体上10年到15年打不起来，争取15年不打仗是可能的。另外，尽管当时美国在政治上拒绝承认新中国，在经济上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在军事上对新中国进行威胁包围，但与20世纪50年代初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不景气形成巨大对照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显示出蓬勃向上的活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初步发挥。特别是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和恢复国内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示范效应，给新中国提供了强有力的外部参照。

正是在综合分析上述情况的基础上，毛泽东改变了初衷，提出了向社会主义社会“逐渐过渡”的思想，确立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进行了重大改进。这是中国特色革命理论转变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