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之前，是探索的失误阶段。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探索思路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他曾力图反映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愿望，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打开一个新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对国内外形势估计的错误，“左”的思想抬头，并很快占据了上风，他偏离了探索的正确方向，从而发生了许多错误。

一是在政治上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在1957年9至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改变了党的八大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他以右派分子进攻为依据，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进而肯定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全国胜利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提法，并把“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肯定为群众创造的革命形式并加以推广，公开宣布右派分子是敌人。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强调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的主要矛盾，并且宣布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是在思想上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这个时期的探索一开始就是从反复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运动和发动“大跃进”开始的，带有很大的主观臆想性和冒险性。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中国钢产量15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反冒进的主张，认为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离右派只有50米了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637—638、645页。，他甚至提出了“左”比右好的论点。在3月9日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判反冒进，号召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发扬“五不怕”精神。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对正确的个人崇拜应当坚持和提倡。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次会议把建设速度提高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宣传中片面强调“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人民日报》1958年6月21日。于是，盲目求快压倒了一切。毛泽东在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泛滥开来。

三是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不要100年，可以50年，个别行业可以试行总结出一些办法和经验，也可以考虑一个省首先进入共产主义。在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他认为，“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二至五年可以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会议作出的《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甚至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当时盛行的“共产风”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四是在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上，以单一性代替多样性，急于向高级形式过渡。毛泽东虽然力图在具体方针政策上突破苏联的模式，但对其总体模式并未发生置疑。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一反前一时期的正确主张。一方面，他搬用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传统社会主义的一些论断，认为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分配方式越平均越好，消灭私有制越彻底越好，搞一大二公三纯。1958年10月，中共中央接连作出几个决定，要小社并大社，继续加强进行对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主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他在北戴河会议上甚至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我们要实行。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极力赞扬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批评工薪制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批评搞物质奖励，批判增加自留地、私养牲畜、大社变小社是向富农让步。他认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比合作社更好，有共产主义萌芽，是理想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基层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