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党一直把列宁当年作出的“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判断当作自己观察国际形势的依据。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支柱之一，新中国一直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敌对阵营的包围之下。美国政府对华敌视政策和中国政府坚决反美的立场，使中美关系始终处在尖锐对立的状态，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大家一直强调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性。20世纪5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中苏国家关系紧张，中国国际活动的空间更为狭窄。“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818页。毛泽东非常担心世界革命事业会因苏共“变修”遭致挫折，因而突出强调支持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进而奋起疾呼要推进世界革命。美国在1961年后逐步介入越南战争，由出钱出枪的“特种战争”，到美军直接参战，战火逼近中国南大门。印度军队也在苏联的支持下入侵我国新疆、西藏地方。台湾当局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动员和军事部署，利用当时大陆暂时的经济困难，叫喊“反攻大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更加认为世界形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世界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很多决策都是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基于这种认识制定的国际国内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极强烈的阶级斗争特点。尤其是在60年代“反修防修”的误导下，中国对国际国内形势认识的偏颇更严重了，并作为国内外政策制定的依据。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大肆攻击、全盘否定斯大林，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巨大损失的政治大风暴，中苏两党之间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某些重大问题产生较大分歧。随着赫鲁晓夫对中国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讥讽嘲笑，随着成立中苏联合舰队、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妄图控制中国海军的无理要求遭到毛泽东严厉拒绝等事情的发生，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从1963年3月到1964年10月，在长达一年半时间里，中苏两党围绕着所谓“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论战，并很快由意见分歧的激化转入国家关系的恶化上。这场大论战，更加使毛泽东确信苏联修正主义已经上台，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改变颜色。毛泽东转而反察中国，分析研究中国共产党是否也存在着修正主义的条件，是否修正主义势力已经产生和滋长。这样，国际反修和国内的反修防修就直接联系起来。这种以意识形态标准制定的反对“帝、修、反”的对外政策，不仅在国际上造成中国“光荣孤立”的封闭局面，而且直接影响到国内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毛泽东在国内开展了“防修”、“反复辟”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并把在“反修防修”运动中一些错误结论和做法当作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加以总结，从而形成了国际反修和国内防修的交互感染。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已经不能冷静地观察分析世界环境的新动向新趋势，不能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变化新情况找出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是排斥社会主义改革的新因素，以捍卫真理的激情，从事一场“反修防修”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