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阶段从1969年4月党的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而被粉碎。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以后，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任务，“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中心任务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在这一阶段，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使大批干部和群众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不仅没有做到“纯洁组织”，“划清阶级阵线”，反而给革命的基本阶级队伍造成极大的损害和混乱。按照“文化大革命”要求进行的“整党建党”，其结果是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受到一次大破坏。按“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精神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改革，对建国以来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实行“大破大立”，完全否定了建国以来经验，以致在工作和生产中无章可循，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损失和破坏。而所谓“教育革命”，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

随着林彪集团权势的扩大，他们的野心也恶性膨胀。与林彪集团平行发展，通过九大也取得了更大权力的还有江青集团。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的矛盾逐步尖锐起来，斗争愈加剧烈。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集团感到“接班人”地位受到威胁，以设国家主席为题首先发难，引起混乱。毛泽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混乱。九届二中全会使林彪集团遭到了沉重打击。此后，不甘心失败的林彪集团，转而准备采取武装政变的方式，妄图用暴力夺取最高领导权，从而走上了加速覆灭的道路。

九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毛泽东采取各种办法限制和削弱林彪集团的势力，进一步打乱了林彪集团的阵脚，使他们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林彪眼见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岌岌可危，宗派势力濒于瓦解，决心铤而走险，策动武装政变，密谋在毛泽东南行旅途中对他采取谋杀行动。由于毛泽东高度的政治警惕和所采取的机智措施，使林彪集团的谋杀计划破产。林彪等人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外逃叛国，坠机身亡，这就是九一三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促使更广大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加深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813页。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从1971年12月起，中共中央陆续批发了“关于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的三批材料，在全国全面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动员群众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周恩来的纠“左”努力遭到江青集团的反抗，毛泽东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等的主张，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致使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被中断。在所谓的批“极右”声中，党的“左”倾错误不仅得不到有力的纠正，反而继续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灾难继续发展下去。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代表大会虽然是在粉碎林彪集团后召开的，但“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指导方针没有改变，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江青集团的一大批骨干分子进入中央委员会。党的十大虽然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但从整体上看，十大仍然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大把毛泽东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认定为“客观规律”，并且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在这样的“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文化大革命”越拖越久，破坏性后果越来越严重。“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813页。这就为这伙野心家、阴谋家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十大后全国的继续动乱埋下了祸根。一场更加激烈的斗争正在酝酿和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