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它是邓小平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及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从1957年邓小平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到1975年提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扭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特别是十三大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一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发展到不断深化成熟的过程。

早在1957年4月西安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的重要思想。他指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61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深刻总结1957年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沉痛教训，进一步发展了1975年整顿中他提出的“全党抓大局”的思想，明确地提出要一心一意搞建设，迅速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推动下，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实际否定和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和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尽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受到批判，但它的影响不可能随着战略转移方针的确立而立即消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仍然受到挑战和考验。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确保十一届三中全会战略决策的有效贯彻，在“中心”问题上进一步统一思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邓小平对全党能否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高度关注，反复强调对经济建设要“死扭住不放”。这一时期，邓小平在深刻阐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反复阐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要性及其重大意义，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思想。一是从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全党全国都要服从这个大局。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因而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同年10月，他又在同各省(市)委第一书记的谈话中强调，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1984年11月，他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服从大局的思想。他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决不能妨碍这个大局。总之，一定要从大局出发，千方百计使经济发展起来。二是基于对国际国内环境的准确判断和清醒认识，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978年9月，邓小平在冷静观察和分析我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之后尖锐地指出，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富裕一些。1979年12月，他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又谈到，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落后是要受人欺负的。基于这一认识，邓小平在1980年初的几次谈话中反复强调，从80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树立起来，扭着不放，毫不动摇，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务必一天也不要放松经济工作。这些论述表明，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已经基本形成。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这条路线的核心。这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它不仅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片面认识，而且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为我们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标志着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