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四姐妹都嫁了名人·很多的舅舅都有出息

一九三六年，沈龙朱两岁，被妈妈抱着回了苏州，那时候，他肯定见过这些姨妈和舅舅。他们母子还去了上海，在那里，也肯定见了不少亲人。但是他还不懂事，对那次经历完全没有记忆。到了云南，他渐长，对经常来往的五舅、大舅、四姨熟悉了起来。

虽然没有见过更多的姨妈和舅舅，但是“妈妈讲”，他也就知道有更多人的存在。沈龙朱说：“妈妈的十个兄弟姐妹，她总要说的，当故事说的。”

沈龙朱说：“妈妈老讲，大姨在家里是最漂亮的，长得最称头，最端庄；二姨在重庆，在四川。在二姨身边，还有我一个哥哥，我当时还没有见过的哥哥。然后，还有个小舅，在上海学音乐的；三舅是黄自的学生，搞作曲的；四舅，是搞农业的；五舅，后来在管学校。”这个五舅，就在云南的西南联大上学，小龙朱看见过。小龙朱还知道大姨夫是个出名的昆曲小生演员。

因为抗战，十姐弟天各一方。“真正大团圆是一九四六年在上海，所有十个兄弟姐妹都见到了。”沈龙朱说。这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张著名的全家福拍摄的时间。

这全家福，为世人所熟知的有两张，一张是张家十姐弟，一张是十姐弟、三个女婿、三个外孙。这三个女婿分别是著名昆曲演员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文学家沈从文。三个小孩是二姐张允和与周有光的儿子周晓平，三姐张兆和与沈从文的儿子沈龙朱、沈虎雏。沈龙朱回忆说：“其实那时候已经有别的小孩了，就是没凑到一起吧。周晓平比我大半岁，是三个孩子中最大的。”

沈龙朱说：张家家族太大了，人太多了。而且人才也不少。不太出名的，二舅是会计师，在上海，死得比较早；三舅是最近才去世的作曲家；四舅是农业科学家，搞树种的油料作物，研究员；五舅是教育家，中学校长，就是在苏州的那个；七舅在比利时学指挥，回来后在中央乐团当过指挥也出国去了。那是“文革”中间，因为娶的洋媳妇，两个人只好跑了。

在四姐妹里头，我母亲是最腼腆，最普通的。她既没有大姨那个长相端庄，又没有二姨那个机灵，还没有四姨那个学问，就是老底子好的。我母亲老老实实上学，在学校，体育运动方面有特长，打篮球比较好。母亲皮肤黑，晒得黑黑的。她在姐妹中是最不出众的。我说：“不论她们四个人本身怎么样，但她们四个人都嫁的是有名的丈夫，这在文坛也成了个佳话。”沈龙朱反驳说：“这是从现在的角度看，有名了。以前不见得算有名。有段时间，尤其是论出身和阶级成分的时候，不是不太理想，是很不好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一九四六年，沈龙朱随母亲从昆明到上海。在上海，他们住在大姨家。在上海还有几个亲戚家，一个就是大姨家，一个是二姨家，一个田真逸家，就是大姑父家。还有两个舅舅家。后来，沈龙朱到苏州念了一年的初中。那段时间，他能说一点苏州话，但没有学地道。苏州话别讲太快，慢慢讲，他能听懂，上海话也可以懂。他说：“因为后来同学、同事中，有上海人、苏州人，或者与上海人、苏州人交往很多，所以听那边的话不成问题。”

在苏州的一年，沈龙朱很开心。他回忆说：“我尽情地玩，非常快乐。二姨的孩子周晓平，比我大半岁，他是张家这辈里最大的，我是老二，然后是我弟弟。我弟弟都不到我们这个圈里玩，其他孩子都比我们小，甚至太小了。我们那时候玩得多的就是自行车，开始学骑自行车。很便宜租一辆车，到操场上转悠，去玩。乐益女中院里、操场上，不好处就是不平整，因为全是砖头和草地。风雨操场也都是砖地，砖立着铺，长着草。在院子里跑着玩是很好，还可以打滚。但是骑车，就要离开院子到外边去了。”

沈龙朱在苏州亲眼见了姨妈舅舅们在家里举办的曲会。已经上初中了，他记得：“家里作为雅事凑到一起，算是‘文人雅集’。专门请了笛师来，姨妈舅舅们轮番登场，很得意地唱一唱。四姨化好妆，穿上戏装上台。大姨也上台。三个姨妈中，四姨和大姨的水平是最高的。二姨不是正唱，她经常是唱丑角，不像四姨、大姨一样正正经经拿得出来的唱。但至少是她自己觉得非常倾心，非常愿意，很陶醉。四姨的昆曲演唱水平在整个苏州也受人佩服。”

除了唱曲这个共同爱好外，在外面的三位姨妈名声赫赫，各有各的故事，也各自都有与昆曲有关的故事。

大姨张元和嫁的是昆曲科班出身、在“传字辈”里是最有名的小生顾传玠。张元和年轻时漂亮，又是名门闺秀。叶圣陶说：“无论是谁，娶了张家四姐妹，都会幸福一辈子的。”那时候许多男孩子仰慕张元和，但不敢追求她。顾传玠是名角，后来上大学做了生意，他和张元和的恋爱比较漫长。而在那个时代，一般人对戏曲演员是有偏见的。据说张元和结婚后到上海拜访一位亲戚，大家知道她嫁给了唱戏的，就不出来见。

沈龙朱说：正因为这样，大姨结婚晚，比我妈妈、二姨都晚，她的孩子也比我们小。后来大姨就到台湾去了。大姨妈两个孩子，女儿本来叫顾珏，给大姨的一个女性朋友抱去了。抱走大姨孩子的人叫林海霞，海南人，后来这个女儿改名叫凌宏了，是我的表妹。大姨到了台湾，凌宏妹妹留下来，在上海读了复旦大学，分配到北京温泉的一家仪器厂工作。这样，我们来往很多。后来，凌宏嫁给和统，和的父亲是铁道部总工程师。和家移居美国，凌宏也去了美国。

因为女儿凌宏在美国，大姨在丈夫去世后，也就到了美国，一直到去世。

大姨还为顾传玠生了一个男孩，叫顾明德，也叫顾圭。小时候皮得很。这个弟弟在台湾，最近去世了。顾明德的女儿来过北京，看过周有光和周晓平，我也见到了她。张家大小姐嫁的是昆曲艺人，而张家二小姐张允和嫁的是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允和与俞平伯先生一起搞起了北京昆曲曲会，她还接俞平伯的班当了会长。曲会有活动，沈龙朱的妈妈有时候去听听。沈龙朱说：“母亲去也不带我们，我们都大了，各自都有各自的事了。爸爸偶尔去，但也不常去。爸爸可以听，但并不是很醉心。”

回忆二姨张允和，沈龙朱说：解放后，姨夫周有光调到北京工作。他们在北京只有我们家算最亲的，二姨和妈妈就来往非常多，而姨夫周有光与父亲也来往很多。二姨夫现在身体还挺好的。一次，他得到年度文化人物称号，凤凰网去采访，周晓平也在家。

我弟弟和他女儿沈红，过春节去拜访二姨夫，在他家吃年夜饭。我春节前去，送几本书。

从小一起玩大的晓平哥哥，学问大，做过中科院气象所所长。现在也退休了。不过，还带研究生。张家四小姐张充和，嫁的是美国汉学家傅汉思。张充和在美国传播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获得了更多的赞誉。这其中，当然少不了昆曲。

沈龙朱回忆说：

我从小跟四姨的接触是最多的，尤其在昆明的时候。抗日战争以前，四姨在北京呆过，主要就住在我们家。在云南，她也和我们住在一起，不论在乡下还是在城里。后来，她到四川去就分开了。等抗战胜利回到苏州，便又在一起了。

回到北平，四姨又住在我们家。她就是在我们家跟傅汉思恋爱的。四姨在北京嫁人，两口子都到美国去了。再后来，有时候是傅汉思随文化代表团单独来，有时候俩人一起来。我弟弟在四川自贡的时候，傅汉思到中国访问，还专门到自贡去跟弟弟见面。而我在北京，见他的机会倒不多。当时他到北京来，我在西郊。他到爸爸妈妈那儿看看就走了。二〇〇六年夏天，我在苏州采访张寰和的时候，他告诉我：

美国的四姐，现在也是一个人，家里请一个男保姆。她先生在二〇〇三年过世了，很可惜的，是两次医疗事故，一次是开刀开坏了，还有一次是药给错了。他们是相信美国的医疗，实际上咱们国内的医疗要好一些的。四姐前年回来了一次，开了个书画展。

四姐算是苏州走出去的一个名人吧。她很不简单，三十多年在香港、澳门、台湾、美国的大学讲课，宣传中国书法和诗词。她有几个方面是中国的顶级水平，比如昆曲、书法、诗词。她上课能载歌载舞，没有笛子她可以自己做，自己园子里长着竹子就自己做笛子，因为在美国买不到笛子。

我没有去美国看过四姐。她年轻时候忙，讲课没有时间，现在她老了，我们去了增加她的负担。如果要去，那麻烦得很。八十年代她让我们去，说去了她可以开车子带我们去玩。说到张充和的字，现在国内收藏界也是狂追。沈龙朱小时候有很多时间和四姨在一起，但是手里却没有留下四姨的字。他说：“那个时候不懂，包括在云南的时候都知道她写字。知道她弹琴，吹笛子，吹笛子吹得很好。家里边吹笛子一个是大舅吹得很好，一个是她，吹笛子，昆曲配笛子。在云南的时候，四姨还抚琴，真正是陶渊明那样的东西。她跟音乐研究所里的杨荫浏搞这些，杨振声可能也参与这些事，但是他自己不动手，只欣赏。”

《周有光年谱》的作者要沈龙朱写个东西，写完了，人家又提出要沈龙朱找四姨题写书名。沈龙朱说：“现在打搅四姨不太合适了，因为她岁数大了。虽然在她附近我也有亲戚，表妹就住她附近，我知道四姨有些东西是准备给我们各家一家一份的，很宝贵的东西，手装的《桃花渔》的书画册。我上次就请表妹去帮我讨，不光给我讨，还给我五舅讨。希望她能够要来，想办法带回来。但她也只要了五舅的，没敢要我的。岁数大了，不合适。”

四个女儿还剩一个，亲人们都不忍心打扰她。六个儿子呢？

二〇〇六年，张寰和告诉我：六个儿子，还有三个，老大、老二、老七都过世。哦，不对，我讲错了。儿子现在就剩两个了，最近老四在南京也过世了。因为发生得很突然，而且是最近的事情，所以我回答错了。现在就是张定和和我，他现在病得很厉害，也在医院里住着。最近我们到北京，他的女儿就打招呼了，因为五月二十几号我们的三嫂过世了，他们就不让张定和知道。他们封锁一切消息，我们也停止了一切联系。因为他们两个相依为命，三哥就依赖三嫂生活，老太太一走，对他的打击肯定很大。所以他只知道老太太住医院，不知道她已经死去。所以现在他们家里也不来信，我们也不去信，暂时停一停。

三哥自己出了一本书，是他自写、自抄、自印、自己发行，都是自己一个人在搞。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和他联系了，因为我在编《水》，《水》里面要用的很多材料也不好从他那里拿到。他还了解很多的旧闻旧事，我就说等吧等吧，但是等到现在他可能也不能动笔了，但是真正他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二〇一一年夏天，沈龙朱告诉我，他的三舅、著名音乐家张定和刚刚去世了。张定和在上海时就与沈家接触过，张定和在上海举办音乐会，沈家都参加了。沈从文对这位妻弟格外关注与赞赏，专门写了《定和是个音乐迷》。文章说：

“定和是个音乐迷”，这句话从亲友口中说出时，实包含了一种温暖的爱，且说明定和为人与他一群姐妹兄弟性情癖好的稍稍游离。

……蕴藏于定和生命中特长，即那点混和了忧郁幻想与奔放热忱而为一，对艺术几乎近于宗教虔敬的情绪，欲消纳它，转移它，当然只有用无固定性音符捕捉热烈而飘渺观念，重新组织加以表现的音乐，方可见功。定和因此就改学了音乐。这过程实由着迷起始，音乐迷的称呼即由此而来。

张定和到北京后，在中央戏剧学院工作，担任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央歌剧舞剧院作曲。创作了歌剧《槐荫记》电影《十五贯》音乐。为《棠棣之花》《文成公主》《大风歌》等话剧作曲。

沈龙朱说：“三舅去世后，家里孩子没吭声，过了好几天沈红才知道。沈红把这消息告诉我，正好是我在前一期《水》里把弟弟去看望三舅的照片刊登了。讣告就没来得及搁。下期应该是三舅的纪念专号。”

十个姐弟，现在就剩下美国的四姨张充和，与苏州的五舅张寰和两个了。四个连襟，只剩下北京的周有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