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躲空袭·看两架飞机在滇池上空较量

一开始，沈龙朱和家人住在昆明城里。不久，昆明就有日军敌机的轰炸，昆明人就要躲避空袭。沈龙朱说：“简单的方法，只有一个字：跑。”

北门街向北是北门，北门外面是供军队训练用的大操场和草地。操场与草地远处，有河，有铁路，还有一座小山丘。警报一响，大家都跑，云南人就叫“跑警报”。跑出城去，跑到操场或山丘上。沈龙朱第一次跑警 （报），就是跟着父亲跑到了北门外。

只顾自己跟着父亲跑了，那母亲和弟弟在哪里呢？沈龙朱记不得了。他说：“母亲和弟弟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反正父亲带着我跑，因为我可以跑了，撒开两条腿，自己哒哒哒地跑。而沈虎雏大概还要大人抱着跑。”沈龙朱也见过，闹市区挨炸后，房倒屋塌，电线杆子歪着，上面还挂着炸飞了的人的肢体。

跑出北门去就安全了吗？并不一定。虽然理论上跑离建筑物是安全了，实际上在城里呆着也不见得就被炸着了。敌机狂轰滥炸，军事要地是其追逐的目标。而北门外，重要机关很多。沈龙朱说：“北门内是五华山，山坡上面是云南省政府所在地，紧挨着有美国大使馆，英国大使馆。”

费孝通在《抗战时期，在昆明“跑警报”》一文中说：昆明的这种跑警报除了心理上的安慰外，我是不相信有什么效用的。这一点，大概很多人也感觉得到，所以当时有很多传说，敌人来轰炸昆明是练习性质，航空员到昆明来飞了一圈跑回去就可以拿文凭，是毕业仪式的一部分，所以谁也不认真……（见《联大八年》，新星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

汪曾祺在《跑警报》一文中也说：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见《汪曾祺文集·散文卷》35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第一版）

虽然费孝通有这样的说法，汪曾祺有这样的看法，但是毕竟炸弹在头上飘，在六年间疯狂而频繁地轰炸了昆明五十二次。沈龙朱除了最早的一次还没有抵达昆明外，其余的几乎都赶上了。沈从文说：

昆明是个被轰炸损害仅次于重庆的后方城市。有大半年时间，三十万市民就每日在跑空袭中过去。从最先一次二十八架敌机轰炸，作成学生平民的死亡起始，以及最后一次七十六架敌机冒险来临，在晴日当头七千呎高空中，被盟机打下四十二架一一下坠的惨败光景为止，每一回空袭我一家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白天敌机来临警报响后，跑入村后山中去，从二丈许高的绿荫荫仙人掌道堆间，向明净蓝空注目，即可见一列列带银光的点子发出沉重哄哄声。随即是炸弹群下坠于附近机场或较远城区时的闷钝爆炸声，和追逐飞机去向那个成串高射炮弹的白色烟云，耳目所及让我们明白是生存于现代战争中，凡轮到中国人民头上的，我们也都有一份。（见《沈从文全集》12卷，211页）

日本人为什么要轰炸昆明？《昆明日报》记者杨璐在《专家首曝昆明大轰炸之最，损毁房屋远超重庆大轰炸》一文中说：“抗战爆发后，云南成为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的重要战略后方。昆明作为云南省会城市，是抗战支前的重要基地，自然也就成为日军飞机轰炸的重要目标。”杨璐在报道中通过采访云南飞虎队研究会会长孙官生等专家学者，详细记载了发生在那个年代的昆明大轰炸，六年间，敌机一共轰炸五十二次。我综合其资料，整理如下：

1938年9月28日上午9时许，敌机第一次轰炸昆明，9架敌机投弹103枚，炸死94人，伤47人，毁房37间，震倒29间。

1940年，日机轰炸昆明17次。

1941年，日机轰炸次数最多的一年——34次。1941年2月26日，日机先后3次轰炸市区，来回投弹。是同一天轰炸次数最多的一次。1941年8月14日上午9点45分，日军出动飞机27架，投弹171枚，死12人，伤31人，是投弹最多的一次。1941年12月18日9时40分，10架日机轰炸昆明，炸死365人，是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1942年整整一年，日军没有出现在昆明上空。

1943年敌机来了5次，袭击郊区。

1943年12月22日11时45分，包括轰炸机18架、战斗机24架，共42架敌机投弹70枚，是出动飞机最多的一次。起初日军的轰炸目标是昆明城。为了逃避日军轰炸，逃避警报，有可能的话，一般家庭都愿意住到农村去。于是，沈从文也把家人安顿到了乡下。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二日，沈从文在给弟弟沈荃的信中说：“……昨至呈贡，……地方去城约五十里，数日后三姐（指张兆和——引者注）即拟带孩子往一杨家去住，其家为当地首户，房子极好，只可惜余房不多，办公处与家中人难同时去，否则必一同迁去。小虎虎随母亲下乡，小龙住城中上学，学校甚近，入学校训练得法，习惯至好，故不下乡，到真正大轰炸时，或再要彼等一同下乡挤挤，亦可对付也。乡下风景人情均极优美……”

三天后，沈从文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说：“此间离昆四十里滇池边上有一呈贡县，地方风景不俗，兆和因喜乡下清静，已于日前带孩子小虎下乡。小龙九妹三嫂则仍住北门街，与杨家同在一处。将来或有机会一同下乡。孩子们在此都还好，小龙极喜人称之为‘模范人’，可知其还知自重自爱。”

到五月二十日，沈从文在给沈荃信中再次说道：“三姐带小虎下乡，小龙则留城中同我住，每日上学校读书。每星期天我可下乡看看，坐火车一小时，骑马一小时，即可到达。乡下在滇池边，平田万顷，处处见得安静。只是找房子不容易。若有房子，必一同下乡，反而省事。”

此后没多久，龙朱也下到了呈贡去住。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四日，沈从文给大哥的信中说：“孩子们在乡下均极好，……北门街仅我一人住，因城乡两个家，应付不下，故撤去其一。东西太贵，如今生活仅能对付……”

沈龙朱说：呈贡杨家是个大地主，他家的院子规模很大。战时，这一家租几间，那一家租几间。曾经在这个院子住过的名人很不少。我们一家住在二楼，底下住的是孙伏熙。那时，他创办了难童学校，解决因战争而不得不逃到内地来的无家孩子上学问题。我母亲义务在这个学校教书，算志愿者，不拿工资。难童学校之后，又有一所育侨中学，也是为外地逃回来的华侨而开办的。后来，这里的学生很多人去参了军，到印度去，或者重新回到缅甸去打仗。

云南人对外来的人非常好，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困难的时期。这时的我就有极深刻的感受。到了乡下，住在呈贡龙街杨家大院后，家里请了一个帮忙的阿姨，每天负责做饭、洗衣服。父亲要进城里去上课，母亲张兆和要去附近学校上课。龙朱和弟弟在家里玩。龙朱上小学了，而弟弟虎雏还没上学。有时候，嫌龙朱在家里闹，就由父亲带他进城去。呈贡龙街距离昆明城几十里路，沈从文每次回家来，又要坐火车，又要骑马。

僻静如呈贡了，警报照样响起。沈龙朱回忆说：县城里头放炮就是警报了。一到空袭来的时候，一声炮，表示是预袭警报；两声炮，空袭警报；三声炮就是紧急警报。表明飞机临头了。一到这个时候，小学的课也要全部停下来，师生一起上山。

最惨的一次，是第一次看到中国飞机迎战日本飞机，它们在空中交火。

起先，在滇池上面打，比较远，看不太清楚。继而一架中国飞机被日本飞机追击，一直追着不放。它们飞行的高度比我们所在的山包还低，所以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一切。敌机拼命追赶，而我军飞机没有还手能力。我军飞机是德国造的双翅膀，敌机是单翅膀，速度比中国飞机快。追着追着追着，最后，我军飞机一头栽到水田里，也未见飞行员跳伞，也没着火，也没爆炸。追击目标消失在田野里，敌机便扬长而去。

可能的结果是，中国飞行员殉职了。栽进去就没有动静了。而战机上，一定是两个人。他们至少是受伤了。但是，也没人想办法去救，也不知道怎么去救。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唉，难受，看着眼前的一切，真是难受。

这之后，很多次都是大批日本飞机前来肆无忌惮地轰炸，我们再没有飞机可以上天迎战了。一轰炸，就有警报，大家就跑，就躲，躲地下室，躲现挖的防空洞里。而在乡下就不用躲，直接上山。在山上，听的、看的，是大批的黑压压的敌机，声音很沉重，不在我们这儿炸，远远地听得轰隆轰隆地炸，然后又扬长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走了。敌人把滇池做为一个标记，它们从南边来，可能从越南某个地方起飞，越过我们头顶去炸昆明。昆明城里有父亲沈从文，还有好多小龙朱熟悉和喜欢的人们。所以，小龙朱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是揪心的。但每当敌机来时，他跑，敌机走后，他回到正常的生活中。甚至，跑警报也成了他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沈从文说：

孩子们日子过得还像样。龙龙每日上学，乡下遇警报时即放炮三声，于是带起小书包向家中跑，约跑一里路，越陌度阡，如一猴子，大人亦难追及。（转引自沈虎雏：《团聚》）

“猴儿精”是爸爸给沈龙朱的称呼。他的这种爱动和好动的本性，一直保持到今天，在诺大的北京，无论多远的路，都是骑车，如同当年在昆明乡下的田野上穿越。而弟弟虎雏则是“稳健派”。沈从文说：“小虎当兆和往学校教书时，即一人在家中作主人，坐矮凳上用饭，如一大人，饭后必嚷‘饭后点心’，终日嚷‘肚子饿’，因此吃得胖胖的，附近有一中学，学生多喜逗他抱他散步。一家中自得其乐，应当推他。”（转引自沈虎雏：《团聚》）

在那样的长子跑警报、次子终日喊饿的环境中，沈从文的文字也这样从容而充满着温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