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觉我的个人经历或许更具说服力，远离均衡状态在我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我对远离均衡状态的经历得追溯到我出生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父亲还是一个胸有大志的年轻人，他自愿加入了奥匈联军。在被俄军俘虏之后，父亲作为战犯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当时他雄心未改，成为狱友自编的报纸的编辑。报纸名叫《木板报》（The Plank），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手写的文章都粘贴在一块木板上，而文章作者则躲在木板背后倾听读者的评论。父亲很受大家欢迎，因此他当选为犯人代表。如果附近的集中营有士兵出逃，犯人代表会被枪杀以示报复。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父亲组织了一队人马越狱逃亡。他原计划建造一艘木筏，顺着海洋直流而下。只可惜他不懂地理，不知道西伯利亚的河流最终都将汇入北冰洋。他们漂流了数周之后，才发现自己正朝着北极前进。他们在亚寒带针叶林里穿梭了好几个月才回到了文明世界。同一时期，俄国革命打响了，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历尽艰辛，父亲才辗转回到了匈牙利。如果当初待在集中营没有逃跑，他可能早就回到家了。

回家后，父亲仿佛变了个人。俄国革命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他不再志存高远，除了享受生活外别无他求。他传授给孩子们的价值观念与当时我们的处境格格不入。他不想发财致富也不想出名，相反，他只是工作到能养家糊口就行。我还记得，在某一年的圣诞节，他派我去他的大客户那里借了些钱，然后我们全家就去度假了。可在之后的日子里，他总是发牢骚，直到他赚足钱偿还了债务。他总和孩子们待在一起。我曾经很乐意在放学后和他一块在泳池里游泳。每次游完，他就开始对我讲述他在西伯利亚的历险经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常规在某些情况下并不适用，如果执意墨守成规，你很可能因此丧命。

1944年纳粹德国占领了匈牙利，父亲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经验。和大多数人相比，父亲早就作好了心理准备，他果断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他为我们和一些家庭弄来了假身份文件。一些客户付了钱，而有些人父亲没有收钱。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忙碌，那是他最光荣的时刻。

1944年的经历塑造了我的人生。当年仅14岁的我对父亲充满了无限的敬仰，我吸收了他的世界观。像我常说的那样，德国占领时期的经历对我来说很有正向意义。虽然我们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人们不断在我们身边死去，但我们不仅设法活了下来，还取得了胜利，因为我们帮助那么多人活了下来。我们和天使同一阵线，我们战胜了艰难险阻。对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还有什么奢求的呢？

经历了纳粹迫害时期的刺激冒险，随后苏联占领时期的情况开始变得枯燥。一开始，冒险还在继续，我们在危险的处境中转危为安。瑞士领事馆雇用我父亲担任瑞士与苏联占领军的联络官。瑞士领事馆当时负责照顾盟军的利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当盟军各国都设立了自己的代表机构后，我父亲就退休了，因为他觉得如果继续为盟军效力就会太出风头。这还真是个明智之举——他躲过了后来的迫害。但对一个习惯了冒险的年轻人来说，后来的形势变得单调而压抑。我也想过，让一个15岁的少年像他50岁的父亲那样去思考问题不利于身心健康。于是我对父亲说我想离开这里。他问我：“你想去哪儿？”我回答道：“我想去莫斯科弄清楚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要不去伦敦，那里有英国广播公司（BBC）。”我父亲说：“我太了解苏联了，所以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我就可以告诉你。”那就只剩下伦敦了。虽然去伦敦并不容易，但我还是在1947年的9月抵达了伦敦。

伦敦的生活并不如意，我一没钱，二没朋友。经历过冒险的人生，我有点儿自命不凡，但伦敦人却对我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我不过是来谋生的局外人。我还体会到了孤独，有时候口袋里甚至空空如也。有一次，在里昂角落餐厅（Lyons Corner House）吃快餐，我结完账后竟然一分钱也不剩。我对自己说：“我跌到了谷底，我必须东山再起，这是一次宝贵的经历。”但后来，这次经历非但没有带来帮助，反而阻碍了我，因为自那以后，我一直忧心忡忡，担心自己会再次跌入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