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追叙这些往事是想表明，这些经历对我的理念框架起了重要的塑造作用。纳粹迫害，苏联占领，以及我在伦敦的窘境都可以被视为远离均衡的状态。我之前就明白，实际情况可能和期望相差甚远，盛行的观点可能并不适用于实际情况。观念与现实之间，有时候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于是，我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差异的研究之中。在反身性概念的形成过程中，我把谬论和其他一些误解视为历史塑造过程中的偶然因素。确实，我高估了偏见和曲解在决定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我曾断言，这些偏见和曲解赋予了历史独一无二、不可逆转的特点。但是毫无疑问，这个观点本身就是扭曲的。因为除反身性之外，其他一些因素也在历史中发挥着作用。但事实证明，这个扭曲的观点并非一无是处。因为它，我把注意力转向了金融泡沫。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金融泡沫的现象在当时竟然遭到了忽略。而我的历史观也算得上是创造性的谬论。

如我们所看到的，反身性为参与者的思维以及他们所参与的情境带来了不确定因素。量子力学中也存在不确定性原则，这与人类事物的不确定性原则有所不同。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不确定性原则控制的是量子粒子行为。相反，思维参与者的行为则可能因为自己或别人的想法而受到影响。人的不确定性原则阻碍了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我之前也提到过，卡尔·波普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部分当代科学哲学家都对科学方法进行了阐述，大体上说，我唯独全心全意地接受了波普的阐释。但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他对障碍的性质和重要性毫无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