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社会基金会开始时发展得较为缓慢。我的第一项计划开始于南非。那是1979年的时候，我在对南非进行了考察之后决定向就读于开普敦大学的非洲学生提供奖学金。南非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那里的白人生活在第一世界，而黑人们则活在第三世界。我希望通过向非洲人民提供一流的教育来打破这种阻碍，同时利用奖学金制度从内部瓦解种族隔离。所有学生，不论黑人还是白人，都能免费读大学。我希望利用这一条款为非洲学生提供补贴，帮助他们就读于始终奉行开放理念的开普敦大学。不幸的是，白人对黑人学生的疏离和憎恶仍在继续。我一发现这种情况，便立即放弃了这个计划。我总结得出，种族隔离政策过于根深蒂固，因此从内部瓦解的难度太大。在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之后，我为自己当初的决定感到后悔莫及。

我在南非继续开展其他的倡议。目前在这些项倡议的帮助下，我开始为东欧持不同政见的组织提供支持，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运动，波兰团结公会以及在苏联遭到拒绝的犹太移民。除此之外，我还积极加入了赫尔辛基观察（Helsinki Watch），它是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前身。在美国，我为来自东欧国家的异见知识分子提供奖学金；在这个项目的推动下，我在我的祖国——匈牙利的基金会终于在1984年成立了。奖学金计划让我拥有了一群可靠的顾问，在我与匈牙利当局的谈判中，他们充当着我的坚强后盾。谈判不但延期举行，最终结果也复杂不堪：匈牙利科学院成为了基金会的合作伙伴。我们共同成立了联合委员会，主席由我和来自科学院的一位官员担任。其余成员则是有主见的匈牙利知识分子，他们的成员资格获得了双方的一致认可。基金会和科学院有权否决委员会的任何决策。最终应该由谁执行决策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差点导致了谈判的破裂。最终，当局允许我们设立单独的秘书处。根据规定，科学院必须派代表加入秘书处，因此双方代表必须互通信息。

基金会为许多独立于主流党国体制之外的公民倡议组织提供小额拨款。我们为实验学校、图书馆、业余性话剧团、齐特琴演奏家协会、农民俱乐部，以及其他一些志愿社会组织、演员、艺术展、文化和研究项目提供资助。我们认真仔细地对活动进行筛选，确保政府会将它们看做具有建设意义的项目，不会引起当局的怀疑从而被当成蓄意挑战政府意识形态的反动活动而淘汰出局。我们的理念是打破一党体制的垄断：如果有替代方案可供选择，那么人们便能清楚看穿盛极一时的政党教条的虚伪性——这个理念成功了。在300万美元预算的支持下，基金会为文化教育部提供了有效的替代，它所拥有的资源也较过去大幅增加。

和其他基金会不同，匈牙利基金会没有遭遇任何限制和负面影响。公民社会将基金会当做自己的责任，并悉心照料其成长。我们无须行使控制权，因为有公民社会将为我们代劳。打个比方，我们希望拨款给盲人协会购买有声读物，这时会有人站出来警告说协会存在腐败问题，而密报使基金会避免遭人利用。我时常造访匈牙利，而每次我们下定决心采取行动，等我再次踏上匈牙利的土地时，我都发现行动已然奇迹般地变为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