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同样让人迷惑不解。在奥威尔的《1984》里，一切媒体竟在“真相部”（The Ministry of Truth）的控制之中。在今天的美国，右翼宣传机构虽然谈不上垄断，但也能够影响人们对现实的看法。那怎么可能呢？这几乎就像人们强烈要求政府蒙蔽自己。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需要考虑布什政府和极权意识形态的区别——独裁主义除外，美国显然不是极权独裁政权。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布什政府缺乏全面的指导思想。我们能够辨别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它们的总和并不代表对现实全面的理解。在《美国的霸权泡沫》中，我提出了三大思想流派。我还试图将它们组合成包罗万象的世界观；但是我的尝试不太令人信服，主要原因在于一个流派的追随者不一定对其他流派表示赞同。这三种流派分别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宗教激进主义和宣扬美国霸权的新保守主义。在我看来，三者拥有共同的主题：达尔文主义——生活是一场适者生存的竞争，但适者的决定因素是竞争而非合作。这与市场原教旨主义以及新保守主义的看法相符，但对宗教激进主义行不通。我倾向于把宗教民族主义看做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因为布什政策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但这样一来，市场原教旨主义又会遭到冷落。迫使布什政府的拥护者接受统一的思想根本行不通。这让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由于对政治权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渴望，本届政府才能得到不同政治团体的支持。

我曾经参加了保守派活动家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组织的著名的星期三早会。会议上，我亲眼见证了联盟的力量。从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到《华盛顿时报》的保守主义运动代表都参与了本次会议。这是一次奇妙的经历。诺奎斯特以铁一般的纪律主持着会议。会议室里人满为患，许多与会者甚至都没有座位。级别最高的代表围桌而坐，级别稍次的代表则坐在墙边。发言人的语速比平时快得多，短短一个小时的会议竟然囊括了整整60个项目。发言人只作简短陈述；人们主动支持别人的观点，并期望其他人也能对自己表示赞同。在我参加的这次会议上，有人为选举拉选票；有人为新书作宣传；一位白宫密使重申自己对约翰·博尔顿提名资格的支持；还有游说集团七嘴八舌地讨论不同的立法提案。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界限并不明显。如果说会议有什么主题的话，那就是想尽办法降低税率、减少法规，但是很明显，这个目标只能依靠互帮互助才能实现。

例会开完之后，主办方邀请我为大家说几句。这也是一天当中最奇怪的时刻。我的讲话直截了当，毫不拐弯抹角，意想不到地收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与会者甚至迫不及待地讨论起我们该如何就特定问题展开合作。很明显，他们信仰结盟这种方式，也不认为自己是邪恶之徒。当我谈到右翼分子居心不良的阴谋论时，他们只是一带而过，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而事实上，这种阴谋论在这间会议室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些人的自信着实让我大吃一惊。这个团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反对派那边却没有类似的团体。

当我们衡量布什政府和极权思想之间的异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二者的不同之处远远超过它们的共同点。美国不带有半点极权主义色彩，而布什政府甚至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因此将美国和极权政权相提并论实在过于牵强。但是它们之间的联系却足以证明，开放社会确实遭到了某种程度的威胁。这些威胁和我的理念框架也不吻合。我需要弄清楚威胁的本质，而不是简单地将它们纳入我的理念框架。如有必要，我会对框架进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