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大肆渲染对领导阶层的控诉，还不如关注拥护者身上的特质。在我看来，拥护者才是开放社会的威胁所在。当美国公众遭到欺骗时，美国对自己是否被骗竟然漠不关心。在他们看来，伊拉克战争能否取胜才是关键，至于宣战的理由是否正当则无关紧要。但是欧洲公众对欺骗比较不能容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饱受人们的批评；西班牙首相何塞·玛利亚·阿斯纳尔也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因为他试图把马德里恐怖袭击的罪名归咎于巴斯克人。

“9·11”事件发生后，由于布什政府对这起创伤性事件的巧妙利用，布什总统赢得了人们无条件的支持。但这种解释还不够深入。早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前，人们就已经对真相漠不关心了。我把这归咎于美国的政治和司法体系均带有敌对的特征，而且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竞争也越发激烈。1996年，当我下定决心在美国国内成立一家基金会时，我发现美国社会的一大缺点就在于人们对金钱的过分崇拜——这种拜金主义甚至对传统价值观念造成了危害。这也是我成立那些项目，加强法律和医学职业项目的原因。我们的法律制度试图通过对抗诉讼的方式来调查真相。倘若法律从业者不择手段地追求成功，那么真相又从何谈起呢？当社会对成功的崇拜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旨在防止欺骗、撒谎等不正当行为的防卫措施也会因此失去效力。于是，人们的幻想破灭了，也不再期望领导层能够达到高尚的道德标准。这样一来，人们自愿被骗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成功无休无止的追求是社会动荡的基础。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人们必须不顾后果地遵循一整套传统价值观念。这种论调得到了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只有当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彼此独立时，它们才能共同决定均衡价格。如果成功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准，那么社会可能会陷入由自我强化走向自我毁灭的繁荣—萧条过程。我曾解释过繁荣—萧条理论是如何在金融市场中发挥作用的。这条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其他领域。成功中孕育着成功，但当成功无法继续带来成功时，这种联系就有可能产生反作用。所以说，不加批判地追求成功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不稳定的。

我曾经在开放社会的原始模型中预示过一些困难的到来，还提到过不稳定性以及传统价值缺失的问题。但我忽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要关心真理？开放社会的整体结构是以“真理至关重要”的假设为基础的：我们无法获得根本真理，但是我们越接近现实越好。我曾经论述过追求稳定性的问题，但是我把追求真理视为理所应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