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主义者们甚至漠视这一事实，即大自然——就像人类自身一样——也在不断地寻求并创造适合自身生存的条件。在某些动物和植物物种的生存条件因为人类活动而遭受威胁的同时，对于其他物种，生存条件或许开始变得有利。大自然本身能够对这些变化作出十分灵活的适应。情况历来如此，人类诞生之前就早已是这样了。所以说很多报告计算在过去数十年中走向灭绝的物种的统计数据都是严重误导。尽管如此，这些数据却仍经常被用来作为推行各种保护主义者的禁令、限制等的强有力的论据。动物物种的出现和灭绝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大自然永远都在对变化着的条件作出相应的反应。

一个预先界定的、我们有义务对之进行保护的世界最理想状态，是不存在的。世界的状态，是庞大数量的天文、地理、气候（及许多其他的）因素之间自发互动的结果，也是生物界之中各个成员施加的影响所致，所有这些成员都在不断地寻求最佳条件以繁衍后代。大自然中存在的平衡状态，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事实上是由庞大数量的局部不平衡组成的一种“趋向性”平衡）。

环保主义者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与专制主义者对待经济问题的态度不谋而合。两者皆旨在以所谓最优的、集中支配的或——用一个当今时髦的形容词来说就是——“全球性的”世界发展规划来取代世界（和人类）自由自发的演化。这种方法论， 就像其苏维埃式专制主义的先例一样，是乌托邦式的，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是与初衷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的。与其他乌托邦一样，这一个乌托邦同样也是只能以限制自由、以少数人凌驾于广大群众之上指手画脚来实行（尽管是无法实现的）。

环保主义者们的攻击行动与时俱进，这一不难考证的善变特点使其怪异秉性暴露无遗：因为对他们而言，具体的批判目标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唤起公众的危机感，预言程度大到难以想象的危机，昭示那种威胁的严重性。一旦成功地营造出这样的氛围，当务之急就是采取行动，迅速行动，立即行动，而且不要为小事而耽搁，也不要因采用必要措施的成本问题而耽搁。在这种气氛下，根本不用考虑什么“机会成本”（即因主次顺序的改变而浪费掉的和未兑现为收入的支出），避弃常规的、所谓“太过拖沓”的议会民主程序，不要等待“普通平民百姓”来理解（因为向他们解释清楚一切太浪费时间），应由那些知道如何去做的人士直接作出决策。

这不是偶然。环保主义诞生之初先是关注河流湖泊中水质及工业化地区的烟雾污染，接着转向了自然资源枯竭话题。细想那本由米都斯等人写作，由罗马俱乐部委托制作的荒谬而著名的《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以一种马尔萨斯式的风格预言“人口爆炸”和人口过多，并重点关注滴滴涕（DDT，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杀虫剂，以及其他化学元素和合成剂。环保主义还发现了“酸雨”，警示我们提防物种灭绝，发现了冰川的消融，海平面的上升，还有所谓臭氧空洞的危险，温室气体效应，直至最后的全球变暖。其中的一些灾难假说很快就被人遗忘了，因为这些问题都被自然的、自发的人类行为有效地解决了。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专制主义者们打着人道和恻隐的旗号——诸如关爱人类、关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平等、关心人的福祉等——正在有效地摧毁人类的自由。环保主义者们也以不次于之的高尚的口号——他们对自然的关注更超过了对人的关切（让我们回顾一下他们的激进口号：“地球第一”！）——做着同样的事情。在两者的案例中，口号曾经（而且仍然）只不过是个烟幕弹，真正重要的（至今犹然）无非是权力，是 “被上苍指定的人们”（他们如此自我评价）的特权，是对我等芸芸众生强行贯彻唯一正确的（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以及改造世界的支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