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议题（针对问题，何种证据方属适当？）随之出场。这个问题也分两部分：是不是巫术案件？谁是巫师？负责的当局人士曾指出另一种解释也必须加以考虑。他们认为因巫师作法而遭受的不幸，有可能是上帝的旨意，或直接来自未经巫师作媒介的魔鬼，抑或是欺诈行为或自然原因使然。Thomas（1978），p.685.如此一来，在当时英国法律规定的三个审讯阶段的任一阶段，法庭都很难做出任何决定。这三个阶段为：治安官搜集并检验证据，大陪审团衡量证据并决定案件应否送审，最后在法官主理的王室法庭中，小陪审团予以审判。按照这个方法判定家畜或某人的罹病或死亡，是出于巫术还是其他原因，这就考验了当时的科学、医学及神学方面的知识。至于第二个问题，谁是被告巫师？通常是一些独居、贫困、古怪且不受邻居欢迎的男女，公正方面就不那么容易令人信服。欲确立被告与魔鬼有约，据1604年法规规定需有较严格标准的证据，通常是下列三者之一：需有为人熟知的精灵在现场（通常以动物外形出现），或身躯上有魔鬼的印记，抑或被告的自白。三者没有一个容易确立，熟悉的精灵可能只是无害的宠物，魔鬼印记也只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自白往往是惊惶且被剥夺睡眠的老妇人的胡言乱语。1665年一位作家这样写道：“巫师自白书本身的真实性经常遭到质疑。”Shapiro（1983），p.205.

证据的适当性--第三个问题与第四个问题

有趣的是，辩论巫术的证据是否充分时，历史证据（本章的主题）竟然也涉入其中。按照一位作家的说法，历来所存的定罪记录之中，不曾提供令人满意的证明。他所指的并非出于我们可能设想的法官与陪审团的决定有失误，而是因为记录不可靠。他说竟然有关于安蒂波德斯居民（Antipodes，想象中居住在地球另一端的人）的记录。他确信，长久以来已无人相信那些人存在。Shapiro（1983），p.209.笔者盼望本书读者中亦有安蒂波德斯居民，如果真有，笔者当为忽视塔斯曼（Abel Tasman）船长远航记致歉。这则将我们带向第三个问题，证据是否适于据以作出决定？在17世纪的历程中，法庭越来越认为针对巫师这类案子的证据根本不足以判人以死罪。1697年一位政要写道：“法国最高法院及其他司法机构业已相信不应审理巫师类案件，因为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不可能分辨着魔（possession）与自然失常。所以，他们宁可选择让疑犯逃逸，也不愿惩罚无辜。”Thomas（1978），p.6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