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的多样化

回响可以有多重，于是就一个证据衍生而来的被接受的解释也就因时代、地域、历史学派不同而有所差异。只因生活经验不同，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就有不同解读。依循不同假说探究往昔，就会使得第二种诠释--往昔在其同时代的意义--有所不同。所有这些不同相互作用，又为第三种诠释带来更多分歧。不过，令人惊异的则是历史学家之间存在为数颇多的一致见解。我们可以对促成这些一致见解背后的社会影响力进行研究。我们也可以思考，如果完全正确的诠释存在的话，会是什么。在某些事（如日期）上，若有一致见解，固然令人满意，然而若在所有事上见解均一致，却是令人悲哀的。像杰斐逊写下的那句响亮的话，难道我们真的期望它对未来一代，除了既有诠释就没有其他涵义？

且让我们回到历史学家及其证据方面。有关证据，笔者再次赘言，就是历史学家研究往昔的主题和历史学家在现时对此主题的看法间必不可少的关联。若无证据，历史学家所写的不过是虚构故事。倘若是严谨的历史学家，她必然历经前两种诠释而达到第三种诠释，就是她的著述显示出来的意义，能透露往昔的人们曾感受的意义。而此诠释就能与她曾辛勤构架的往昔形貌相符，纵然这一形貌可能需要若干修改。卡尔曾说历史学家如同“从事的是一项持续的工作，不断用他的诠释来修饰事实、用手中的事实来修正诠释”。E.H.Carr（1964），p.29.至于笔者先前叙述的过程，笔者以为就是卡尔在这段话中所指出的那种工作。

然而，在追求相符的背后，潜藏着危险。倘若她能因新证据来修正她那有关往昔的暂定构架，当然十分合适（所有侦探小说均有这种走势），倘若她修饰证据以符合她的构架，那就非如人所愿。（这是否就是卡尔所说的“来修饰事实”？）仅因透过证据的各种背景，她就能完全了解证据的意义，于是修正的诱惑也就更大。See pp.134-135 above.她将在脑海中组合这些背景，甚至将它们置入她的构架之中。然而，她必须时时提醒自己，证据的背景仍是往昔事件，并非她现在的观念或著述。公平地说，我们必须承认，历史学家要在工作中区分二者，还真是困难。批判者或许不同意她对若干证据的诠释，倘若她曾将诠释巧妙的混织在她的构架之中，批判者必然发现，他们需要挑战她的整部著述。由于批判者或许没有时间来亲自检验所有的证据，她的著述就能流传相当的时日。然而，她的著述终究会因逐渐招致挑战而被取代。埃尔顿曾在历史研究方法上坚持两个基本问题：“有哪些确凿的证据？而证据的确切意义又何在？”Elton（1969），p.87.然而欲确定证据的意义，向来不简单，更不用说“确切”的意义。故笔者的结论如下：就某些问题（如“滑铁卢之役发生于何时？谁获胜？”）而言，历史学家期望有一致见解，至于其他问题（如“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有何重大意义？”）并不期望有一致见解。针对每个单独情况来说，这种一致见解是否可能，则是另外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