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邦国文明的出现

人类社会由平等走向不平等的复杂化过程，也就是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过程。中国史前社会，在经历了社会关系初步不平等的中心聚落阶段之后，到距今5000—4000年，迎来了早期文明。由于这一阶段分布在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属于龙山文化，因而这个时期也被称为龙山时代。龙山时代，由墓葬所反映的阶级和阶层分化愈加显著，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等地都出现了城邑与国家的初始形态——邦国，这些都属于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突出现象。

用壕沟围起来的村落，考古学上称为环壕聚落。从环壕聚落发展出用城墙围起来的城邑，城邑的建造不仅在防御上是巨大进步，更主要的是体现出社会管理机制和组织调配人力物力资源能力的提高。中国的史前城邑出现得很早，如南方距今6000年的大溪文化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北方河南郑州西山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址。然而，这些城邑还都不属于早期文明时代的国家都城。作为国家都城，城内应该有宫殿宗庙等高等级、高规格的建筑物，还应当伴有阶级和阶层的分化，以及手工业的专业化分工等，这些只有到距今5000—4000年的龙山时代，才在阶级和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出现。龙山时代的城邑不但具有防御功能，也是强制性权力机构存在的标志。这种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权力的设立，正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尚书》等秦汉以前的典籍，把早期国家称为邦国。在邦国中，每邦一般都有自己的都城，因而这样的文明也被称为邦国都邑文明。在众多龙山时代的城邑中，陶寺遗址对于我们了解当时邦国都邑文明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陶寺遗址在今天的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根据古史传说，包括陶寺在内的临汾盆地是帝尧陶唐氏的居地。陶寺遗址的年代大约为距今4300—4000年，其中作为都邑而存在的时间约为距今4300—4100年，这一年代范围在夏代之前，属于尧舜时期。所以，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帝尧陶唐氏的都城。[1]

陶寺城址的规模比较大。在陶寺城内，发现有宫殿建筑，有贵族居住区，有仓储区，还有用作观象授时的大型天文建筑。在陶寺遗址出土的各种遗物中，很多陶器都施以各种彩绘，其中彩绘的龙纹陶盘可能是一种礼器。在彩绘陶器上还发现朱书的两个文字，其中一个可释为“文”，另一个或释为“昜”，或释为“堯”（尧）。陶寺发现的这两个文字的字形和结构，比大汶口文化中的图像文字又进了一步，应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之一。在陶寺的大型墓中出土有用鳄鱼皮蒙作鼓面的鼍（tuó）鼓，一同出土的还有大型石磬。鼍鼓和石磬都是重要礼器，其墓主人有可能是握有祭祀和军事大权的邦君之类人物。在陶寺遗址还发现了一件红铜铸造的铜铃和红铜环，证明当时已出现了金属冶铸业。此外，陶寺遗址还出土了许多玉、石制的礼器，如琮、璧、钺、瑗、环等。通过陶寺遗址所出土的各种不同质地、不同种类的礼器，可以推想当时已形成了礼制，“器以载礼”，贵族身份和尊卑等级都可在礼器的使用中得到体现。

[1]关于陶寺遗址的族属，有人认为是帝尧陶唐氏的遗存，有人认为是尧和舜的遗存，也有人认为是夏禹的遗存。本书依据最新的考古学发现和碳十四测年结果，采纳陶寺遗址是帝尧陶唐氏的都邑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