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更关心的还是美国式的共和国体能否实行于中国。在整个旅美期间， 这个问题始终纠缠着他，念念不忘，挥之不去。这种内心的纠结和冲突在旧金山几 乎达到了不可调和、不能平复的程度。旧金山是美国华人聚集最多的城市，当时有 人口三十四万多，其中华人就占了两万七八千人。这里的维新会成立得最早，注册 会员有上万人之多。梁启超抵达之时，人们奏响军乐迎接他，据说，盛况超过了纽约。 这使他感到很兴奋，当即表示 ：

吾以为，欲观华人之性质，在世界上占何等位置，莫如在旧金山。何 以故？内地无外人之比较，不足以见我之长短。故在内地不如在外洋。外 洋华人所至之地，亦分两大类，一曰白人少而华人多者，白人为特别之法 律以待我，如南洋诸区是也 ；二曰白人多而华人少者，我与彼同立于一法 律之下，如美洲澳洲诸区是也。其第一类者与内地几无以异，故亦不足研究， 所研究者第二类而已。第二类之中，其最大多数之所在，莫如旧金山。（同上，104 页）

梁启超在旧金山住了一月有余，他都看到了什么呢？他首先考察了华人的职业 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 ；其次，他考察了华人的组织情况，各种名目的社会团体和公 共慈善事业 ；最后还考察了当地华人报馆的情况。他对旧金山华人社会所作的这番 考察，使他看到，华人确实有其所长，比如不肯同化于外人，梁启超认为，这种国 粹主义、独立自尊之特性，是建立独立自主之国家的元气。又如很有侠义情怀，再如很有冒险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最后还有勤俭守信用的美德，这些都是华人的长 处。同时，他也看到了华人的短处，"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他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齐家而后国治是也。周代 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窃尝论之，西方阿利安人种之自治 力，其发达固最早，即吾中国人之地方自治，宜亦不弱于彼。顾彼何以能组成一国 家而我不能？则彼之所发达者，市制之自治，而我所发达者，族制之自治也。"（同上，121 页）二者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宗法的，一个是契约的。前者与君主专制制度可以相安无事，不仅统治者易姓换代，其不受影响，甚至异族入 主，都不能使其有所改变。这是因为，在中国，"政府与民间，痛痒不甚相关。无论何姓代有天下，而吾民之自治也如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49 页），因而也就很难养成国家意识。而后者却是现代民主共和体制的社会基础，人们为了共 同生活而以契约的方式组织在一起，一个乡、一个县、一个市、一个州是这样，扩展到一个国家，也是这样。这种超越了族群、乡里的自治经验，才是中国人最缺乏的。 梁启超特别发现，具有乡村自治传统的中国人，一旦"游都会之地，则其状态之凌乱， 不可思议矣。凡此皆能为族民不能为市民之明证也。吾游美洲而益信。彼既已脱离 其乡井，以个人之资格，来往于最自由之大市，顾其所赍来所建设者，仍舍家族制 度外无他物"。（《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121 ～ 122 页）

其二，他认为，中国人只"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考察美国历史可以知道， 这种地方自治观念，是美国实行共和制的前提。虽然过分强调地方自治，可能使国 家利益受到危害，但这里只是分寸和尺度的问题。如果分寸和尺度把握得好，对于 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是有利的，但中国恰恰是在这个方面"发达过度"了，"岂惟金山人为然耳，即内地亦莫不皆然，虽贤智之士，亦所不免"。（同上，12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