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只是个小插曲，但正当梁启超三十而立之际，他的人生之路，却实实在 在地面临着一次巨大的转折。这是所有人（同时代人与后来者）都真真切切地看到 和感觉到的。他十月十二日乘中国皇后号自温哥华启程，二十三日抵达日本横滨， 立即宣告其宗旨已经改变，他在《新民丛报》第三十八、三十九号连续发表文章， 声称已放弃先前所信奉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转向更加稳健、渐进的改良 和"立宪"。《答飞生》一文，或许可以看作是他"告别革命"的宣言书。飞生何许人？ 有人说是蒋百里曾经用过的笔名。他在《浙江潮》第八期发表《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 一文，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有新政府然后有新民，还是有新民然后有新政府？梁启超认为，这个问题与"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是一个道理，都是"互相为 因，互相为果，强畸于一焉，均之非笃论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42 页） 二者所谈虽是同一问题，但心中所存答案却是两端。飞生固然希望先新政府，而梁 启超则担心，"非从新民处下一番工夫，其孰从而变置之"？（同上，43 页）

所以，他不认为"有一震撼雷霆之举，足以使沉睡之脑一震而耳目能一新"。（《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520 页）思想的启蒙不是一两个豪杰做一 惊天动地之举所能奏效的，需要耐心地培养和教育。但革命者总是等不及，他们以 现政府为万恶之源，以为打倒了现政府，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因此，他们往往主张"单易直捷以鼓其前进之气"（同上），梁启超指出 ："吾向者固亦最主张'鼓气'主义，乃最近数月间，几经试验，而觉气之未尽可以恃，气虽扬上，而智德力三者不 能与之相应，则不旋踵而瘪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44 页）他说，鼓气主义不可不用，亦不可常用，就像大黄、附子这样的猛药，偶一食之可以，天天 吃就会出问题。"今日欲改造我国家，终不得不于民智、民德、民力三者有所培养， 苟非尔者，非惟建设不可期，即破坏亦不可得也"。他觉得，像《苏报》所掀动的 学界风潮，以及东京留学生的抗议活动，都有点儿得不偿失，不仅"不能损满洲政 府一分毫，而惟耽阁（搁）自己功课"。"或鼓其高志，弃学而归，归而运动，运动 而无效，无效而惧丧，惧丧而堕落，问所嬴（赢）者几何？曰废学而已"。（同上） 黄遵宪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也说过同样的话："仆所最不谓然者，于学堂中唱革命耳。此造就人才之地，非鼓舞民气之所。自上海某社主张其说，徒使反动之力破坏一切。 至于新学之输入，童稚之上进，亦大受其阻力，其影响及于各学堂、各书坊，有何 益矣。若章（太炎）、邹（容）诸君之舍命而口革，有类儿戏，又泰西诸国之所未闻也。" （《黄遵宪集》下卷，514 页）

这样的话，当然都是逆耳之言，不仅当时的年轻人不爱听，现在的年轻人也不 爱听。但他还是告诫诸君，他也曾"痛心疾首，恨不得日旋雷霆于其顶上以撼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44 页），那是为了激发气衰者，对于气盛者，这种方式 就不适合。而且，"欲民之有气者，非欲其嚣然尘上而已，将以各任一二实事也"。（同上）他那时所谓实事，很重要的一点，即文明的输入，他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 为宣传阵地，大量译介东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陈三立称他为"输入文 明第一祖"（《黄遵宪集》下卷，501 页），恐非过誉。章太炎站在他的立场上看梁启 超，以为梁启超知道保皇复辟没有希望，"而专以昌明文化自任"（《章太炎政论选集》， 162 页），却算不得梁启超的知己。

梁启超的这种转变，在外人看来也许发生得很突然，其实是有其内在逻辑的。 与其说他的"告别革命"代表了一个新的起点，不如说在他的思想中一直就有对革 命的怀疑以及对民族国家的向往，这种转变只能是其某些基本倾向的最终发展。事实上，梁启超的思想从来不是简单的、单一的，而是由许多复杂内容纠结在一起的。 你可以说他是个改良派，甚至是个保皇派，但如果你细读他的文章，则不得不承认， 他从最初参与变法维新，其思想意识就包括了自上而下的改良与反对王朝专制的革 命两大部分，即使在戊戌变法期间，也还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说法。戊戌政变 之后，梁启超逃亡海外，他的言论一度趋向激烈，并与孙中山的革命派探讨过合作 的可能性，曾引起康有为的责骂与批评。但他在改良还是革命、立宪还是共和等问 题上，并无定见。有时他承认革命的必要性，有时又把革命描绘成盲目破坏的洪水 猛兽。他不接受章太炎"攘夷"、"排满"的主张，却只能以《春秋》公羊传的"三世三统"、"天下大同"来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