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梁启超与《民报》的论战越来越趋于白热化，他很想尽快脱身出来，集中精力把立宪的事情办好。他在许多场合向革命党建议停止争论，与革命党关系密切的徐佛苏也积极地从中调解，希望能促成双方停战。但是，革命党这边拒绝了梁启超的请求，而清政府的所作所为，又让举国志士大为失望。九月二十日，清政府宣布了厘订内阁官制的结果，过去的中央机关主要由九卿、六部、内阁和军机处组成，新官制规定，除"内阁、军机处一切现制，着照旧行"外，拟设十一部、七院、一府，其中新设之十一部中，"外务部、吏部均着照旧"；所设"各部堂官均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大清新法令》第一卷，38～39页）然而，在这十一位尚书中，满人占了六人，汉人只占五人，比以前六部满汉尚书各一人还减少一人。很显然，这种不肯放弃既得利益的改革，任何人都不会满意，不仅没有缓和汉人的不平，反而给革命党提供了口实，梁启超等人更因主张"开明专制"而受到猛烈的攻击。徐佛苏在写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倾诉了他们的苦恼："公一腔热血，空洒云天，诚伤心事也。他党近来势颇发达，久恐有异动，排斥立宪之声，如哇鸣之噪耳，弟近日最受唾骂。黄某（指黄兴）已与我谈判是非，彼此虽百词辩难，终无最后之裁决。渠之直接间接运动我者可谓极矣。加之近日促弟归国办事之人甚多，其中一处为黄所探悉，渠即数次劝驾。总而言之，渠意纵不能强我入党，亦必欲使我归国，不为言论上之障害。"（《梁启超年谱长编》，368页）

梁启超也因此深陷于两难之中，一边是革命党咄咄紧逼，亟欲摧毁一个旧世界； 一边是清政府虚情假意，维持其旧制度而不思改革。他清醒地看到，此时此刻，要救中国于危难之中，他只能两面作战。他明白 ："要而言之，革命党之举动，可以 亡中国者也 ；现政府之举动，尤其可以亡中国者也。然所以有革命党者，则现政府 实制造之，现政府不可不为革命党受过。故革命党亡国之罪一，而现政府亡国之罪 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九，50 ～ 51 页）但他有时也表示 ："今者我党与 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 ；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然我苟非与政府死战，则亦不能收天下之望，而杀彼党之势，故战政府亦近日万不可 缓之着也。今日有两大敌夹于前后，成立故甚难，然拼全力以赴之，亦终必能得最 后之胜利。"（《梁启超年谱长编》，373 页）

尽管如此，他还是主动单方面停止了论战，抽身去做他认为更重要、更紧迫的事情。他一方面敦促清政府兑现其承诺，尽早公布预备立宪的年限，一方面积极为 立宪派人士提供思想、方略，形成一致的舆论。虽然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更多的还是 表面文章，若干措施往往有名无实。但"预备立宪"这四个字既然已经出自政府之口， 那么不管它是否出于诚心，人民都可以借助这个理由来问责政府，"人民诚进行矣， 则政府虽欲不进行而将不可得也"。（1906 年7 月《新民丛报》第83 号，《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364 页）怎样才能动员人民，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政府亦不能小觑 的势力呢？梁启超从日本改良的经验中得到借鉴，认为舍政党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从这个时候起，他已把组建政党视为当今第一件大事。他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 指出 ："我国之宜发生政党久矣，前此未有其机，及预备立宪之诏下，其机乃大动。" （《梁启超年谱长编》，36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