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的情绪很复杂：怀旧的、兴奋的、爱国的、浪漫化的……好莱坞的电影就是围绕这些情绪拍摄的。这就是“在路上”，摒弃了日常生活的需要，你就在去某地的“路上”。盲目地跟随那股勇往直前的渴望，你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对这种渴望上瘾了。行李箱里塞满了毛绒玩具，维奥莱特的白色鲨皮呢套服和无数双鞋子，还有一摞斯坦利未完成的音乐手稿，我秘密储备的口香糖，几瓶我们偷运到实行禁酒令的几个州的杜松子酒。

你的黑眼圈从来不曾离开。早餐时，你吃着加白糖的卜卜米爆米花，夜很深了，还待在卡车司机咖啡厅里。有时你们会争吵，可谁也记不得是为什么争吵，这就是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的终极生活。星期二了吗？噢，一定是到达拉斯市了。

然而这样的生活，却使人萌生出一种异样的安全感，和那种待在监狱里的感觉有些相似。所有的决定都是为你而做的，你一手拿着日程表，一手拿着地图。可不久你发现，你努力争取的每份工作其实都是一个样。清晨，你离开一家舞厅，跳上车，行驶四百英里又来到另外一家，而从此再也没想过它。

我十岁之前的很大一部分生活都是这样度过的。当然，有时斯坦利也会在家里待一段时间。要是什么时候维奥莱特觉得烦了，也会让父亲自己上路，我俩留在家里。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她会整夜整夜地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坐在马桶座上看书，这样就不会在我睡觉的时候影响我。当时我还太小，他们没法每晚都把我带到工作的地方。不过我五岁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每天晚上我都是在俱乐部或舞厅、剧院、音乐厅这种地方度过的，四周总是烟雾缭绕，还有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的人，不过和这些人都是一面之缘，以后再也没见过。

三岁半的时候，母亲给了我一只“骆驼”——凯莫，黄色毛皮，有两个驼峰，我正好可以一个驼峰在前，一个在后地把它揽在怀里。我到哪儿凯莫都跟着我。我们一路走时，我抱着它，总是让它面朝前方，这样它就能看清我们前进的方向了。要是我抱错方向了，它还会耍小脾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