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俄亥俄州亚克朗市，我患麻疹了（至少斯坦利说我是在那得的）。两周后，1948年9月的一天早晨，我在底特律的委屋瑞宾馆突然醒来，发现自己身上满是斑点，还抖个不停，痛苦得一直呻吟。父亲一看就束手无策了，所以他做了他平时一筹莫展时常做的事情：找别人问问是怎么回事。

斯坦利一生中的信息来源和各种指导意见，大多来自他身边的人——出租车司机，宾馆里给他送早餐的人，或是在火车站遇到的某个人等等。斯坦利几乎从来不读书，却觉得自己“学识渊博”。他是看谁在身边就问谁。有时这种习惯会让他发表一些关于政治和世界现状的很奇怪的见解。有时深夜里，他和刚认识的人才简单聊了两分钟，就会坚定地说：“我觉得我们不必要担心俄国了，最应该担心的是中国。”或是“不久前在加拿大的蒙大拿州发现一座巨型火山，比其他火山要大上一千倍，一旦喷发，环太平洋的数百万人都将罹难。而且啊，连非洲都能感觉到它喷发的威力！”

那一天，斯坦利需要知道的是他孩子身上的红斑点到底是什么。他匆匆忙忙地套上一件不太干净的衬衣，在平角短裤外拽上一条宽松长裤，连头发都没梳（他平时出门少有不梳头的），就去找“权威”打听了。而这时，母亲让客房服务送来一桶冰后，赶忙用毛巾蘸了冷水往我身上擦。

那天早上他找到的“权威”是一名接待员。接待员听后对他说：“应该是麻疹。是潜伏了两周后才显现出来的。”

“什么？”

“过了两周的潜伏期，疹子才显出来的。”

斯坦利回房后就说：“蕾丝莉得的是麻疹，是两周前在俄亥俄州亚克朗市得的。还记得我们吃早饭的地方那个流鼻涕的小孩吗？就是那个脸上出疹子的！”母亲说她记不得了。而我当时特别虚弱，也没力气回答。“她就是在那儿得的麻疹，”他语气坚定地说，“麻疹都有两周潜伏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