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也就等于宣告没有希望了。

手术后，我躺在病床上，科琳问大夫我们梦想的夏威夷之旅是否还能够成行。他的回答是：“如果你们非要去的话，他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等到我从手术中恢复之后，大夫对科琳和我说建议进行放疗，也许能让我多活上几个月。想要根治是不可能的，他说：“这是绝症，想要治愈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我们询问他化疗能否奏效。

他说：“化疗也许能让你多活上一阵。”不过，他认为化疗可能会有用，但主要是对有些癌症病人的病情管用，他们往往能够康复，但我的情况不一样。尽管如此，他和其他医生都建议我接受化疗，同放疗一样，如果能够让3个高尔夫球大小的肿瘤减积，也许能让我多活几天。但是我脑中是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如果在早期接受化疗的话，效果可能会很好，运气好的话，我可以再活上一年半，大多数（80%的）患者都能活上至少半年。按照我们统计界的行话，这样的百分比分布图可不像一个标准的钟形曲线。

可是我连那个“大部分”的群体都挤不进去。即便治疗奏效的话，我能再活上3个月就已经很幸运了。我的视线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了。我已经记不清最初是从何时开始有这种症状。科琳和我苦思冥想，但还是想不起来。我的秘书卡恩说我在几个月前有过头疼的迹象，但并不严重，在我服用了阿司匹林之后症状就消退了。但是，从前我几乎就没有过头疼的情形。我没有能在癌症的早期得到诊断，也许是因为我一直行色匆匆，连驻足系好鞋带的时间都没有的缘故。

不过，医生们都觉得至少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不仅我现在不会感到疼痛（这一点我很清楚），而且到临终前我也不会有疼痛感。我可能会安详地陷入昏迷状态，和这个世界静静地挥手告别。

带着活组织切片手术的结果，我们找到了第一位专家，他曾建议过采取更为激进的脑部手术。我们想把最新的情况告诉他，想听听他的建议，是否还想采取“脑部减积”的治疗方法。在看过我最新拍的脑部X光片后，他无奈地说：“扩散已经太严重了，我们已经无能为力。”

也许，病魔也和我一样行色匆匆。正如我一样，它也不知该如何放慢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