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弗格森，论雌雄同体①

有很好的证据表明，人类的婴儿是双性的，只是通过模仿和认同承认的模式才习得一种具体的男性或女性身份的。这一证据来自于所有人都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荷尔蒙（分别为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这一发现，同时也来自于首先为弗洛伊德详细阐述的概念。弗洛伊德认为，只是到孩子的性发展的第三阶段，才有了异性身份。性别身份，是通过克服俄狄浦斯情节才获得的，在这一阶段，孩子放弃了对母亲的主要依恋，要么学着认同父亲，要么爱上父亲。不过，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认为这一过程并非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是不可避免的。相反，这一过程是由于家长制核心家庭的权力动力学。请注意，根据这一分析，如果劳动的性别区分被摧毁，那么，训练男孩和女孩使其获得异性性别身份的机制也会因此而被摧毁。如果父亲和母亲在抚育孩子上具有平等的教养角色，如果父亲和母亲在家庭之外具有平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男孩就没有理由为了获得与男性角色联系在一起的权力而拒斥他的情绪维度。女性也不会为了通过操控男性间接获得权力而不得不担负女性角色，拒斥她那自主、独立的一面。因此，作为一种性别身份，双性是准则而不是例外。

超越“个人主义”

正如我们可以在上述例子中看到的那样，个人主义论证常常呈现为一种相互冲突的形式（比如存在主义者和里斯曼），这让许多哲学家无法接受。为什么要有一个冲突呢？比如，康德尽管是个人自主的拥护者，但他坚持认为，唯一值得辩护的个性是个人担负普遍道德的能力。我们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也能发现同样的论点。在更近的时代中，这一论点有了大量的追随者，这些思想家从过度个人化的思考（里斯曼所指的“唯我论”）中看到了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十九世纪早期国际大动荡期间写作时就做了如下论证：

G·W·F·黑格尔，论“精神”与个人①

在一个精神生活的普遍本性日益得到强调和大大加强的时代，纯粹个人的方面理所当然相应地变得无关紧要，而且，普遍的方面还在坚持着并要求占有它的整个范围和既成财富，因而心灵的全部事业中属于个人活动范围的那一部分，只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这种情况，个人就必须如科学的性质所表明和要求的那样，更加忘我。此外，他还必须成为他能够成为的人，做他能够做的事。但是，正如他对自己不作奢望，为自己不多要求一样，人们对于他也必须力避要求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