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时代的文字狱，千百年后犹令人心悸。自杨恽[1]以至于戴名世[2]、吕留良[3]之流，都因文章做得太随便了些，以致闯下了滔天大祸。我们生活在这个民主时代，真是幸福得多了，许多民主国家的百姓还嚷什么“第五自由”，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4]！请问大家：还是危险性的文章发表以后身首异处的好，还是不让危险性的文章发表，同时也不让你吃官司的好？当然，也有人愿意先发表了文章，然后一身做事一身当；但是，也有人觉得“今夕只可谈风月”[5]，说话不可太随便了。再者从此不做文章，也未尝不是件好事，一则省下来时间多读几本有益的书，二则省得惹出是非，致干未便[6]。真的，现在“绝笔”的朋友已经不少了，但是这种态度是否值得赞扬还是问题。

然而在这年头儿，我们写文章的人，真是“两姑之间难为妇”。一位婆婆自然是“仙色”[7]，另一位婆婆却是“丽德”[8]，这两位婆婆都是不好服侍的。好容易得到“仙色”婆婆点了头，“丽德”婆婆却在生气甚至于责骂了。反过来说：“丽德”婆婆最喜欢的作品，“仙色”婆婆偏不让你拿出来。风月之谈自然为人所诟病，说是软性，逃避现实，然而真正硬性的正视现实的文章却只合[9]埋葬在编辑室的字纸篓里。责备别人逃避现实的人也只能发表一些教人正视现实的文章，却仍不能发表自己正视现实的文章。当年刘公干正视甄后[10]，正视的对象是美人，尚且得罪；现在我们应该正视的对象是丑恶，即使你有正视的勇气，恐怕也没有正视的权利啊！

如果“丽德”婆婆认为有关“建国”的文章就是正视现实的文章，也就好服侍了。可惜的是，报纸杂志上大部分有关“建国”的文章只是拷贝文学，或描红[11]文学。拷贝和描红文学，只能令“丽德”婆婆觉得比风月之谈更讨厌，不能引起她的心弦的共鸣；真能引起共鸣的文章却又往往如佛经所谓“不可说，不可说”！假使我们只有一位“丽德”婆婆，我们自然会博她老人家欢心；怎奈我们还有一位“仙色”婆婆，这就实在教我们进退两难了。

在无可奈何之中，许多朋友都希望在“不可说”里头，稍为隐约地说一点儿。于是不免要回避，要兜圈子。谁都希望自己写下来的文章能够发表，如果辛辛苦苦地呕出心肝仍不免埋葬在编辑室的字纸篓里，何不索性玩一场桥牌或下一局棋呢？与其遭受“仙色”婆婆的删削或命令免登，倒不如先事承志[12]，自己回避了那些该删的部分，更兜圈子去觅取一个准登的机会。

回避不容易，兜圈子更难！“生人勿近”的地方，自然应该回避了；但是，我们往往在写的时候还不觉得它是“生人勿近”，等到写好了重念一次的时候才发觉了，于是只好把它一笔勾销，以免报纸杂志的有限宝贵篇幅还要临时开一个天窗[13]。但是，有一些“生人勿近”的地方并不一定就是绝径，于是许多朋友颇能运用迂回战略，弯弯曲曲地向着某一个目标进攻。不过写文章本来很辛苦，写文章而至于兜圈子更是苦中之苦。兜圈子不免暗示，而多数的暗示却是等于谜语。深的谜语固然瞒过了“仙色”婆婆，但同时也得不到“丽德”婆婆的了解和共鸣；浅的谜语呢，根本就等于没有兜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