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将自己所著的兵书呈给朝廷后，就将这本书命名为《 练兵要则 》，发行于世。

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后所办的事情可分为寻常和重要两种来加以说明。所谓寻常事，如河工、吏治，一言以概之，就是剔除积弊，实事求是。这样的评价袁世凯完全担当得起。虽然说这些事情是人臣应尽的义务，记下来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况且这八个字总能在清朝的公牍上见到，但实行起来却很难，敷衍起来却容易，大都是有名无实，只不过是清朝官场的口头禅罢了。然而我这里之所以用这八个字来概括袁世凯所办的寻常之事，是因为袁世凯还能将这些寻常事付诸实践，不像那些清朝官场上的人，仅用这八个字的虚名来欺名盗世。

所谓重要事，是指袁世凯在对付义和拳和外交两方面成绩最为卓著。直到袁世凯后来做了直隶总督，让他鼎鼎大名和被外人所钦佩的，也是因为这两件事情。简单地说，拳匪不过是国民的愚蠢举动罢了。而所谓的外交，其实当时清政府已经允许德国在青岛和济南之间建设铁路，但是人民被拳匪所迷惑，对此事进行阻挠罢了。这两件事都是因为民众的思想闭塞，才会有这种无意识的举动。如果地方上承担教化民众职责的人，只要能解开他们的心结，开导他们，这些事情也都很容易了结。如果是在开化的国家，这都是些极其平常的事情，但是在清朝，督抚都是以投机钻营、粉饰太平为能事，唯独袁世凯能防微杜渐，未雨绸缪，所以说袁世凯是平凡人中的佼佼者。

义和拳本就是些无知的民众，只是被邪说所迷惑而已。当时的巡抚毓贤不但不禁止，反而对其大加提倡，进而放纵，最终致使义和拳风靡一时，蔓延到了山东全境。袁世凯派出数十营自己训练的军队驻扎在各州县，拳匪自然就望风而逃了。袁世凯从光绪己亥年（ 1899 ）的冬天到任，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就上报朝廷说已经肃清拳匪。二月十四日，袁世凯就收到了清廷的谕旨：

上谕：贵州巡抚著邓华熙调补，毓贤著调补山西巡抚，山东巡抚著袁世凯补授。钦此。

官员和民众都阻止德国修胶济铁路，袁世凯针对两种人用了两种方法：对做官的人就开诚布公，告以利害；对民众则用武力相胁迫。但是有个人想借这件事惹出点事端，袁世凯就悬赏千金，擒拿并处置了为首的人，这件事情才得以平息。因此，德国人很感谢袁世凯。

义和拳和土匪被袁世凯清剿后，已不能在山东生存，只得流窜到直隶。直隶地方官也开始严加禁止。庚子年（ 1900 ）四月间，曾见到直隶总督裕禄出示的告示：“义和拳是邪教，大家都要清楚，儿子和弟弟若犯了，就拿父亲和兄长是问。”看这个告示似乎当时裕禄已知道了义和拳的始末。但是在此之后，董福祥大力帮助义和拳，端郡王对义和拳的法术深信不疑，刚毅（ 字子良，满族镶蓝旗人，清朝末年大臣，官至尚书 ）也随声附和，而清廷的执政者也多被义和拳迷惑，将义和拳奉为神拳，于是清朝兴起了排外主义。

追溯义和拳叛乱的原因是因为民教相仇。民教之所以相仇是因为地方官遇到民教的诉讼，不能秉公判断，颠倒是非，导致民怨沸腾。义和拳的兴起以“助清灭洋”为宗旨，通过篝火鱼书的方式，煽动迷惑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各地云集响应，发展势头异常迅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