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吴晗、翦伯赞在谈明朝朱元璋的故事，我插了一句嘴，大概讲了一句外行话，被吴晗痛损了几句，说：‘你还当文化部长呢，这一点都不懂！’当时我觉得一方面惭愧，一方面发奋用功：每天抽出一个钟头念《二十四史》，看《资治通鉴》。后来1959年把我冲垮了，没有坚持下去。所以我历史知识很少，不过比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好像还好些。”

“还有一次是我在审查一个出国的京剧时，大概讲了句外行话，当时大家没有反应，出来时候，马彦祥就跟我说：‘你老兄，对京剧完全是外行，不要乱讲好不好？’又说，‘你乱讲一气下面不好办。’从此以后我又奋发图强，到旧书店把能买到的关于中国戏曲发展历史的书都弄来，拼命地看。向老艺人请教。现在能够懂一点了，后来我也成京剧爱好者了。”

夏公对钱锺书杨绛夫妇的关心和爱护令钱杨感动。

1995年夏公去世，这使钱杨都很难过。他们相互往来不多，但是深感他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关心，他的人情味令人觉得温暖。

解放前，夏衍托李健吾代赠他的《清明前后》给杨绛，索杨绛的《喜剧二种》，杨请李健吾转去。当杨绛自甘做一个零的时候，夏衍在北京文艺界一次座谈会上，听李健吾高谈阔论，一力揄扬钱锺书。夏衍说：“你捧钱锺书，我捧杨绛。”夏衍向人介绍杨绛，总着重说她自己是作家，不只是钱锺书夫人。拔白旗后，夏衍对周扬说：“杨绛我遍找不得，原来在你这儿。”夏衍托人向杨绛转达，她的《喜剧二种》可重出，杨绛辞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