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7月，杨绛80岁生日，没有做寿，夏公让女儿沈宁送来他亲笔题写的一首诗祝寿：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胆有识，独铸伟词。

钱锺书每次住院，都是夏公立即给社科院打电话要他们来人关心。在他心里，钱杨“这是一对特殊的人物”。在北京医院，钱锺书是大夫们认为最乖的病人，夏公是最不乖的病人。杨绛在医院陪住的时候，每天都分享沈宁给爸爸做的菜肴。钱杨之女钱瑗去世，沈宁帮杨绛一起挑选给钱瑗穿的衣裳。

1988年11月的一个上午，全国文联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夏衍说：“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许多同志并没有解决。因为在中国，历来文艺家关心祖国命运，关心人民大众。中国文艺一贯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这个关心国家和人民的传统并不反对写出山水风光，描写爱情的作品。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左联的第一个纲领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在30年代那时是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为革命政治服务是不可避免的。解放后，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进而发展为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个问题与苏联的文艺宣传工具一样束缚了文艺创造性，成为一个框框。这是几十年曲折艰难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改革方针，情况有所变化。1980年1月小平在《当前形势和任务》中提到贯彻双百方针，不再提为政治服务，因此现在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有法新社记者问：“文艺为群众服务，在中国创作自由具体意味着什么？”夏公答：“文艺为人民服务，对人民有益的都可以写。双百方针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这个口号就包括创作自由。所谓创作自由，是以不违反宪法为前提的。”“过去政府都管文艺，现在中央说，对那些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不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