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理论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核心是，我们思考政治现实的方式以及我们的话语（discourse）（包括写作、讨论）塑造着我们眼中的政治现实。也即，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大多数我们信以为真的事情仅仅是我们自身的心态（mind-set）本身--这是由我们界定和交流事情的方式来塑造的。并且，我们的价值观是心智结构（mental constructs），无论我们界定其为积极还是消极。这么看来，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Hamlet）中所抱持的即是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丹麦王子沉思道：“事情本身并无好坏之分，思想使然而已。”例如，后现代主义者怀疑“进步”的概念--科学/技术现代性是好事，并力图将其影响施加于传统文人身上。

后现代主义者并不是一些支离破碎的、将战机或白宫设想为仅仅是一个幻想而已的群体。但他们会说，像许多其他政治现实一样，战机或白宫存在的必要性也不过是一种心态问题，即它是自我界定--比如，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美国人--的结果,与此相对的是，将自我界定为与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其他人具备共同联结和利益的人类。以此为出发点，后现代主义者继续探索避开传统思考的方式，探索新的思考方式以及新的现实。这种说法对他们几乎是不公正的，但确实表达了外人对于他们的方法的理解，即后现代主义者主张发挥更大的创造性、“跳出框框”（thinking outside of the box）。

思维狭隘正是后现代主义者对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核心批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将人类的组织、行为方式视为永恒不变的。例如，它们假定国家认同的长期持续以及以独立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存在。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以不同方式思考与讨论我们自己以及他人将改变这些“现实”。他们认为，人们围绕某个地域定义上的国家而在政治上的自我组织仅仅是我们大脑中的一个意象，我们讨论政治的方式反过来强化着这种意象。后现代主义者试图转变政治话语，因而，基本的政治认同依据就有可能超越民族主义，变成北美人、女性，甚至仅仅是一个人。

例如，大多数人把“国家利益”界定为那些对国家及其公民有益的事情，如财富、军力以及地位的获得、提升与维系。后现代主义者拒绝此类涵义，因为他们认为客观的国家利益并不存在。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我们能够依据不同的国家利益观念而变更国家利益的内涵。或许将更多的美国财富用于改善这个世界上大量处境悲惨的穷人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这项政策也许会增强美国人的道德公正感以及世界声望。确实，后现代主义者拒绝国际政治中“我们”、“他们”话语的有效性。而这些话语区分着不同的种族民族主义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