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在其史诗般的作品《政治学》（Politics）中认为，至高无上的权威源于某政治单位的法律与政府制度，而不是其统治者或宗教。因此，每个城邦国家（polis）都认为自己依法拥有主权（sovereignty）。这意味着城邦国家意识到，不存在比法律本身更高的合法性权威，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

民族主义：希腊城邦国家公民强烈地认同城邦，使其成为政治认同的焦点以及他们所生活的地方。也就是说，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人是一种生活在城邦中的动物”（Man is an animal of the polis）。这种思想是民族主义的前奏--民族主义是当前最重要的政治认同依据，将人、政府与领土联结在一起。

民主：在希腊城邦国家，平民在历史上首次成为政治权威的来源。雅典人及其他人“并不把自己视为国王的臣民……相反，他们是积极为管理城邦而负责的‘公民’”（Sherman & Salisbury，2004，56）。公民参与的观念在雅典达到了鼎盛时期。从大约公元前500年开始，雅典民主大概存在了将近150年。正当雅典的巅峰时期，其西部的罗马开始发展起来。像雅典一样，罗马也由一个城邦国家扩张成为一个帝国，并最终走向衰败；也像雅典人一样，罗马人刚开始拥有民主，直到公元前1世纪期间被军事专制所扼杀。将希腊与罗马的政治制度与现代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是不对的。例如，雅典民主仅限于雅典成年男性公民--大概占其人口总数的15%，而妇女、奴隶与外邦人（metics）则被排除在公民参与之外。当然，现代国家的雏形、主权、民族主义以及民主确实可以追溯至这些年代。

罗马衰落之后，476-1700

持续时间长达5个世纪的罗马暴政与帝国湮没了大部分民主与民族主义的观念--但并未消亡。它们气息衰微、却又绵延千年，等待着适宜的重现环境。在漫长的中世纪（直至大约1500年才结束）期间，西方世界的政治权力在两个权威层面上--普世的与本士的--得以施展。

中世纪的普世权威

中世纪的治理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某种统摄性权威对领土和平民的控制和管理，但该种统摄性权威既非由领土也非由平民本身来定义。这种普世权威包括宗教与世俗两个方面。

宗教权威 罗马天主教会是普世权威的来源之一。天主教会通过几种方式发挥着整合的作用。教会使拉丁语延续下来，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共同语言。基督教教义含有权利、正义以及其他政治规范的新观念。在理论上（经常实质性地）甚至国王也得服从教皇的权威（papal authority）。为了强化自身的权威，教皇与某些强势君主齐心协力，寻求推动普世的罗马基督教国家。这个目标促使教皇利奥三世（Pope Leo III）在800年为德国国王加冕“查理曼”，即“罗马人的帝王”。相似的是，962年教皇约翰十二世把“查理曼”头衔授予另外一位德国国王奥托一世（Otto I），从而合法化了其对众所周知的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