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新经济自由主义，马丁和舒曼的分析批评或许是有其充分理由的，起码当代新政治自由主义思想家罗尔斯会部分地认可他们的观点，因为罗尔斯相信，政治自由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必须优先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功利（效率）原则，否则，不仅现代民主社会（罗尔斯将之视为一个当然的社会事实和前提）条件下普遍有效的“重叠共识”（一种全球化或全球可普遍化的政治价值基础）不可能，而且连市场经济的效率目标本身也不可能（很显然，罗尔斯是想提醒至少是美国人民，他们需要牢记20世纪６０年代美国社会的政治状况与经济状况，以及这两者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但是，相对于并不完全信仰和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人们来说，这种分析批评未必是充分彻底的。全球化的陷阱也许还不只是经济表象掩盖下的政治陷阱，而是经济掩盖与政治设计共同营造的文化陷阱。因为，“新全球主义者”确信，在“一个新的文明”的世界地图上，无须标示或不允许标示文化差异的界线。对于不想且不可能放弃自身的人格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更为深刻也更为严重的问题。

《全球化陷阱》的作者对全球化巨大风险的忧虑是有道理的：陷阱不单潜伏在人类的经济战场之下，也潜伏在国际政治关系之中。而且，人类为担负这种政治风险所要付出的代价，很可能要远远高于担负经济风险所要付出的代价。

进化论已告诉我们，作为生物进化的更高阶段，人类及其生活原本就处在一种开放进化的状态，而其所以能够领先进步，在于人类的进化本身是选择性的。选择或者能够选择是人类理性的证明。这一点已成为现代性理念的核心--理性的不断完善（作为“进步”一词的同义语）与进步的不断理性化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真正动力和标志。不过，德里达提醒我们，所谓“现代性”不过是神话给理性让道，而理性的理性正是暴力，因为理性在选择理性时，必然是对暴力的“施暴”。从亚当·斯密开始，到现代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几乎都把市场经济看做是最具人类理性精神的经济生活方式。就市场经济通过对最优化生产效率的目标寻求和商品价格合理化的调节等方式来实现资源之最佳配置来说，它的确是最合乎理性的。问题在于，市场经济同样不是自发的，作为一种先进的经济生活方式，它同样是人为的产物，同样需要有规则地进行，无论将其规则系统称之为“丛林规则”，还是叫做“合理性规则”。那么，由谁来制定或者实际上是谁在制定规则？规则本身的合理性又靠什么来确保？西方自由主义的经典解释是，规则由参与游戏的各方共同制定，其合理性的维度由参与各方通过反复的协商、妥协和一致同意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