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中，也对曾、李两人进行了比较。“李鸿章之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唯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国藩提携之而玉成之。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

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以历史学家的视角，梁启超依然认为曾国藩要在李鸿章之上。虽然管仲和鲍叔、韩信和萧何的比喻不是很恰当，但可以道出曾国藩对李鸿章的知遇之恩。梁启超认为李鸿章只能算是曾国藩幕府中的普通一份子，这点倒是值得商榷。毕竟和曾府中其他人相比，李鸿章的作为是有目共睹的，将他划为一般的人物难免有些降低李鸿章。

但梁启超还是对李鸿章面对清朝内困外扰的局面勇于挺身而出的精神表示了肯定，但这只是李鸿章出彩的很小一部分。从整个《李鸿章传》来看，梁启超对于李鸿章的人生进行了批判性的赞扬，即对李鸿章的不足予以激烈的抨击，又对李鸿章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感到无奈，更为世人对李鸿章的种种非议表示了不满。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除了以上比较公正的评价外，当然也少不了对曾国藩、李鸿章激烈的批判。比如说章太炎，他是清末民初的革命家、思想家、学者。他对曾国藩的评价那叫一个犀利。“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贤、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函功名，善变人(虚伪)也。……金陵之举(屠城、杀忠王)……所志不过封御侯，图光紫……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贤孙，百世不能改也。”意思就是曾国藩非但不能说是贤良，反而是一个沽名钓誉的伪君子，他的志向无非是当大官，其后世也被他所拖累。放在章太炎那个时代，这些批判也可以理解，毕竟曾国藩是传统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就代表这封建势力，作为新思潮的倡导者，章太炎自然要对曾国藩大加批评，只是这个以偏概全的评判未免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