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对儒教、公务和家族价值观的责任感一直延续到帝国时代的终结。外国列强迫使中国做出屈辱让步，精英首先求助于自强和儒教政治体制基础的复兴。即使在鸦片战争结束60年之久的19世纪末，像张之洞这样的改革派政治家仍然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慈禧太后惧怕和平变革，一手导演了康有为激进改革计划的迅速流产。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并占领北京，慈禧才做出让步，开废弃儒教帝国体制之先河。

为什么历时如此之久？实际上，对悠久而辉煌的中华文明而言，不过短短60年，其领导人就止戈认输，这实在是再迅速不过的了。1905年，科举制--从精英中招募官员、传播儒教的关键制度--被废除，而这一制度绵延达1300年之久。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儒教一直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满清官员不仅对儒家文化有着责任感，他们更有一种天生的动机保持这一意识形态和体制，因为后者赋予其统治合法化。

也许更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他们为什么抛弃了自己的文化？其原因在于，来自海上的陌生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迫使清朝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但他们似乎并不像蒙古人和满人那样夺取统治权，改朝换代。因而，清政府认为，中国最终必然自强起来，将这些洋人赶回到其遥远而迥异的国度。

众所周知，1895年甲午战败给中国带来巨大的震撼，迫使慈禧太后让步，允许光绪皇帝授权康有为维新变法。与英法不同，日本国土之狭小为中国所知，它不过是一个“小兄弟”、中国文化的消费者、新儒家的学生而已。既然中华文明事业的小伙伴能够采用西方手段进行自我变革，并打败了泱泱中华大国，中国也许最终可以考虑走上同样的道路。

但是，败于日本对中国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另一个方面。日本并非仅仅获得了现代武器，它已经变革为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英法当然都是民族国家，但它们距离中国路途遥远，而且国情迥异，正如乾隆皇帝1793年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圣谕所表明的，它们对中国没有太多借鉴意义。然而，现在，在东亚历史上，在中华文化领域这一人所共仰的文明世界里，中国第一次面对一个新型有机体、一个分离者、一个他者（an other）。这个国家和民族以前不过是中国的附庸，现在却与中华文明分庭抗礼。中国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中国也不过是另一个国家而已，他们的世界文明已经萎缩为国家文明。对他们而言，这几乎是不可理解的。正如英法的百年宿怨培育了两国人民的国家意识，1895年标志着一个进程的开始，即中国政治精英开始反思自己作为民族国家的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