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英法比较为例更为妥当。18世纪之初，英国击败了法王路易十四，彼时法国做出的初始回应是，将自己变革为英国那样的国家。法国素有自视高人一等的传统，巴黎的精英因而相信，法国不久就会与英国并驾齐驱，并超越它。伏尔泰曾谆谆告诫：“我们在很多方面是英国的门徒，我们应该不再自视为与师傅势均力敌。”然而，将法国变革为英国那样的国家，是一项远比预想要困难得多的事业。法国在18世纪中叶的“七年战争”中惨败，被迫将印度属地和北美属地割让给英国，导致巴黎的精英们从亲英（Anglophilia）转向反英（Anglophobia）。

1898年，光绪皇帝在与日本的伊藤博文会谈时，其言辞比伏尔泰更为言不由衷：“当前形势所迫，我国不得不进行改革。我们愿意聆听阁下的意见，我们请求阁下向总理衙门的王公大臣们详述改革的进程和可能性，并向他们提出建议。”彼时，中国留学生纷纷涌向日本，中国从日语中吸收了很多西方知识和词汇。然而，将中国变革为另一个日本远比预想困难得多。1915年的“二十一条”使得中日从邻居变成了死敌。凡尔赛会议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民众关于日本是掠夺者的共识，成为1919年5月4日中国大众民族主义怒潮迸发的导火索。

此后，日本吞并满洲和发动残暴的侵华战争，使这一怒潮愈演愈烈，且从未停息过。如“钓鱼岛事件”所表明的，时至今日，日本仍然能够激起全球中国人自发的反日情绪，不管他们在哪个国家里生活。我确实相信，与日本的敌对，也只有与日本的敌对，才能够将绝大多数中国人团结为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中华民族。

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日本能够激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不那么容易认识到中国民族主义为什么不能为其他敌对情绪或更为积极的因素所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今，中美之间在过去几十年里不乏恩恩怨怨，但我不相信所谓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绪能够广泛传播到首都北京的思想库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无须从民族主义中汲取任何乃至象征性资本，以民族主义取代共产主义来证明继续统治的正当性。也许部分解释在于，中国共产党缘起于“五四运动”的洪流之中。

“五四”是一个希望和探索的时代，同时也是厌弃和否定的时代，即厌弃儒教社会的家长制性质，否定儒教传统与中国现代化的相关性。中国知识精英试图与昔日一刀两断，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设若孙中山能够继续其建立民主的民族国家的宏伟计划，中国的精英或许会帮助他逐渐建立起新的中国认同。然而，袁世凯及其继任者关闭了这条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