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混战导致中国的新、老爱国者包括孙中山放弃了西方道路，转而寻求通过列宁主义道路来统一中国。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人士也进入了清朝官员可以理解的体系之中：一个宣称可以同时解释社会和政体、表明社会和政体如何更为有序的意识形态；一个掌握该意识形态的知识并以此领导大众寻求更美好未来的先锋精英团体；一个这些先锋精英绝对服从的最高领袖。其结果是，1921年，羽翼未丰的中国共产党人避开了在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上寻求中国民族国家身份的机遇，谋求通过跨国斗争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文明。在他的后期，毛泽东将该世界文明利益置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之上。

这一断言或许听起来有些怪异。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毛泽东是一个自豪的民族主义者，他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与此同时，他宣布中国“一边倒”。此后，他确实与苏联领导共产主义世界决裂了，与赫鲁晓夫的争论确实冒犯了他的民族自豪感，但是中苏决裂的最终原因却是国际政治集团与国内政策相矛盾的产物。

毛泽东或许是一个异端，但并非意识形态的背弃者，他未能抓住机遇将中国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证明了这一点。否则，如何解释“文化大革命”呢？1966年，中国最终渡过了继“大跃进”之后的饥荒，按照周恩来的设想，中国开始准备迈向四个现代化，回到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而毛泽东却鼓动国内斗争，将国家带到混乱和分裂的边缘，甚至危及1949年建国以来的建设成就。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将中国转变为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世界文明的革命中心，而不是确保一个国家的和平与繁荣。

当然，邓小平摈弃了这一乌托邦臆想，重新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向外贸、外资和外国观念开放。中国开始看起来像一个民族国家，并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行事。但是，中国尚未成为一个民族国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奉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不可能被摈弃。没有这一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可能只会剩下空洞的、负值的合法化，而丢失政权。在外人看来，中国似乎越来越资本主义化了，但邓小平宣称中国共产党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形式上看，中国仍然是一个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且不管这一文明如何被砍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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