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说，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文明不是意识形态性的。对局外人而言，自汉武帝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根深蒂固的正统精英思想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詹姆斯·沃森（James L.Watson）所谓的矫正粘合剂。

从普通民众的角度看，要成为中国人，就要理解和接受如下观点：存在一种正确的途径来展现与生命轮回相关的关键性仪式，即出生、婚嫁和祭祖的习俗。正确地履行这些仪式，是明确区分文明与否的确凿标示，或对边民而言是区分烹煮食品与否的标示。换言之，造就中国人的是习俗而非信仰。

普通民众的习惯显然也包括日常生活的互动。当儒教精英们所享用的、营养丰富的蔬菜通心粉汤慢慢在普通民众中传递开来之际，它就变成了一种稀粥，而佛教、道教和当地仪式都成了加入其中的调味品。但是，“五常”和孝道却仍为人们所周知。

这一家庭儒教的“小传统”，即儒家思想迄今仍是东亚地区中国人的共有特性，尽管诸多方面被杂乱无章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转型”所遮掩。“五四”精英及其后继者试图根除儒教和儒家思想的大小传统。但是，毛泽东发现，经过诸多运动，包括“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巨变，矫正主义（Orthopraxy）似乎远比更古老的正统思想根深蒂固。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然而，即使儒家思想仍是在文化上作为中国人的必要条件，它却不再是充分条件。儒教的遗产仍然体现在儒家思想之中，统治者与属民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前者的道义和仁慈，并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后者的顺从和忠诚加以补足。在一个公正的儒教政体中，人们将儒家思想付诸实施。“造反有理”也许预示着红卫兵建立一个勇敢的新世界，但这却是数世纪以来中国人薪火相传的权利。孟子在其著述中写道，设若残暴的统治者丧失了天命，民众就可以推翻这个王朝。

然而，绝大多数中国人通常不过是抱怨自己运气不济。生活是艰辛的，但帝国政治极少影响到农民的日常生计。天高皇帝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不会下旨征召民众。但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毛主席不仅几乎无所不能，而且无所不在。在20世纪的通讯和交通条件之下，他的政治命令无时、无刻、无处不在。

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及其同事决心防止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国家的严重威胁重演。他们宣布，政治运动过时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实行地方选举，人们开始谈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