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地方实行私营供水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存在着两个潜在的问题。消费者无法方便地核实他们的饮用水的质量，这意味着供水公司是有机可乘的，它们可以在不影响销售的前提下节省自己的成本。即使一家私营的供水公司可以确保它提供的水是清洁的，但消费者并非总是愿意或能够为保证这种清洁处理的有利可图而支付很高的代价。在比较富裕的经济环境下，这两个问题往往并不存在，可以认为那里的人们会为了饮用水的清洁而支付较高的费用；而且一般来说，可以认为那里的供水公司会提供符合健康标准的饮用水，尤其是考虑到若非如此，它们可能会面临诉讼的风险。但在汉密尔顿和伯尔的年代，即使非常富有的市民能够派仆人到住宅区去购买新鲜的水，但这个市民肯定想得到，居住在较为贫困地方的人正在使用更加便宜和污浊的商业区供水。尽管他们非常谨慎，但不清洁的水仍然可能会杀死这位富翁或他的家人，因为全城性的瘟疫可能会从那些贫穷的地方开始，并通过廉价和污浊的供水传播开来。

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外部性，即某一个人的行为未经自愿的交易而对另外某些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外部性需要某种形式的国家干预，供水也不例外。由于曼哈顿公司未能解决纽约清洁饮用水的问题，水生疾病一直在反复地出现。纽约市有时会因为某一年中发生的瘟疫而丧失其人口总量的0.5%以上，达到其正常年份死亡率的两倍，比如1832年的那场霍乱。

最后，纽约市采取了费城的模式，为公用供水事业投入了数百万美元，正如汉密尔顿所警告的一样。耗资900万美元（按照2010年的币值计算，超过了1.7亿美元）建成的克鲁顿供水系统自1842年开始为纽约供水，清洁的饮用水很快发挥了作用。1860年之后，婴儿死亡率出现了连续60年的惊人下降，从南北战争结束时的30‰下降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1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