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洛?普桑的手法据说是古希腊手法，也许吧，我只晓得他的手法冷酷无情，毫无益处。规则的严肃并没有完全体现在民族性中，而仅仅体现在事物的可见性方面，因为聪明的画家完全有可能感受到同时代外国人的感情，正因为如此，约翰?刘易斯才能非常成功地捕捉到西班牙性格。不过他所捕捉到的西班牙性格是否就是西班牙人自己认同的也许还有待商榷；被捕捉到的也许是人们的习惯而不是心灵；这种不懈的努力，尤其是在主题变化多端的时候，必然会以失败告终。刘易斯在西班牙时似乎能够看透人心，但是他从意大利寄回的却只有肤色和衣服，我也不能指望他在埃及逗留会对他有任何裨益。英国的画家往往因为侨居在意大利而自毁前程；不过造成毁灭的还有其他相关联的原因，此处就不再讨论。即使如此，在刻画外国性格时，无论在目标卑微、朴实的画作中取得什么成就，或者说在体裁上取得什么成就，有一点我敢肯定，那就是，凡真正伟大动人之作，必然留有强烈的本土印记。这不是一条法则，而是不可或缺之事，是一切伟大的人对祖国的神圣爱恋的必然结果。一切古典倾向，一切中世纪特权的复活，都极其虚荣荒谬；假如我们目前要做任何伟大、令人敬畏、虔诚的善事，则千万不能跑出我们这个小岛，不能脱离这个时代，不能离开这些铁路等一切。假如有一位英国画家，我一点儿都不开玩笑，假如他不能从英国的上院找出历史人物而绘制历史，假如他不能以19世纪的某个英国女孩为模特绘制圣母，那么他就根本不会绘画。

毫无疑问，这一原则也适用于风景画，不过却不那么权威。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其自然特性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而在原理上则完全相同，因此在坎伯兰郡培养的感情到了瑞士仍然不缺少食粮，在康沃尔郡的岩石中获得的印象到了热那亚的峭壁上也照样会被唤醒。伟人都拥有一下子就能把握事物精神的力量，把这种力量和这种实际结合起来；很显然，风景画家在选择内容时，只有从那些能够让他想起祖国的主题中，能够找到某种快乐和完工的感觉时，民族性原则才会发挥作用。不过假如他想在风景上烙印某种并非他切身感受到的精神，让这些风景成为其他时代的风景，他就完了，起码在用反射的月光代替如今真正的光线这个方面，他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