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的作家们为了争取自我表达的机会而痛苦挣扎着，但我因人在千里之外，无法掌握详细的状况，同时也因此没有预见这件事对书店的影响。当我的书店在一九一九年开张时，正是大西洋彼岸作家受到打压之际，而书店却因此获利。我想我是应该感激这些“朝圣者”——这些在一九二○年代漂洋过海来到巴黎，在塞纳-马恩省河左岸定居的人们。我的书店之所以会成功，部分要归功于他们遭受打压，还有因为打压而创造出来的那种氛围。

让我惊讶的是，书店开张的消息很快在全美国传开了，每个“朝圣者”来巴黎后第一个要造访的地方就是书店。他们全都是莎士比亚书店的顾客，有许多人把这里当成他们专属的俱乐部。他们常常跟我说已经把书店地址列为个人通讯地址，希望我不要介意。我是不介意——反正他们都已经做了，还有办法阻止吗？所以我只能试着把收发邮件当成书店的附加业务，并且尽可能提高业务效率。

我店里的顾客每天至少会有一位是曾在《小评论》与《日晷》上面发表过作品的作者。而每一艘从大西洋彼岸起航的船只，都会帮莎士比亚书店载来更多顾客。

这些作家之所以像野鸟般飞离美国，当然不能全然归咎于作品被禁或者遭到打压。但是像乔伊斯、庞德、毕加索（Picasso）、斯特拉文斯基 等等，几乎每个人来到巴黎的原因都跟这个因素有很密切的关系——但也不是每个人都来巴黎，像诗人艾略特就是去伦敦。

我有许多朋友聚居在蒙帕尔纳斯区，该区在当时的地位就如同今日的圣日耳曼德佩区（Saint Germain des Prés）。他们只要穿越卢森堡花园（Luxembourg Gardens）就可以到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