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妇人黏糊、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和班贝尔。她一定快一百岁了，我心想，笑的时候嘴里都看不到牙了，像婴儿一样。和她相比，玛玫只能算是年轻女孩。她儿子在奈拉顿大街上开了一间报刊店，她就住在儿子的店铺里。狭窄的公寓里堆着满是灰尘的家具、被虫蛀过的破布和枯萎的植物。老妇人坐在窗边凹陷的扶手椅里，看着我们进屋并向她作自我介绍。有不速之客到访，她显得蛮开心的。

“这么说你们是美国记者喽。”她颤悠悠地说道，上下打量着我们。

“一个美国人，一个英国人。”班贝尔纠正道。

“对冬季赛车场事件感兴趣的记者？”她问。

我拿出笔和一沓纸，平摊在膝盖上。

“您还记得圈押事件的一些情况吗，夫人？”我问，“您能给我们讲讲吗？哪怕是一点点也行。”

她咯咯笑了。

“年轻女士，你以为我记不得了？或者以为我已经忘记了？”

“嗯，”我说，“毕竟时间已过去那么久了。”

“你多大了？”她直率地问。

“四十五岁。”我说。

“我快九十五岁了！”她不无炫耀地笑着说，被蛀烂的牙床露了出来，“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我三十五岁，比你现在小十岁。我还记得，什么都没忘。”

她停了一下，黯淡的眼睛看向外面，看向大街。

“我记得那天我很早就被吵醒了，被轰隆隆的汽车声音吵醒的，是公共汽车，就在我窗户底下。我往外看了，看到很多公交车开到这儿来，而且越来越多，我们市里的公交车，我每天都乘的那种，绿白相间的颜色，很多很多。我还感到奇怪，这么多公交车开到这儿来干什么？之后，我看见人们从车里出来，都是些小孩，那么多的小孩。你们知道的，要想忘掉那些孩子是很困难的。”

我刷刷地快速记录着，班贝尔慢慢地摁动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