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种能力具有如此杰出的特性，但是对教育来说，却并非积极的。瑞尔森大学管理者的不安是正当的，因为大学教育从来不仅仅是或者主要是效率问题，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比如，老师提出氢和氧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水是怎么来的，而是因为他想让学生学会自己去寻找答案。带着答案上讲台，简简单单提问题，不要求学生将思考过程内化，这样的老师是教不好学生的。事实上，仅提供答案的做法是与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的。

然而，对技术信息进行处理的群体始终都在分享他们的观察和技能。在同等条件下，与同伴分享所得与困难的学习者，要比孤军奋战的人群进步得更快、更多。一轮又一轮的争辩，都没有清楚地说明瑞尔森应该持何种立场。实际上，答案虽然不那么清晰，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个人与集体工作的再平衡正中大学教育的要害，而这种再平衡通常的结果是对不同利弊的权衡。实际上，争论的双方处在了两个极端——永远禁止任何两个人互相交流，以及要求每个人随时都与别人交流。从教育的角度来说，两者都不可取，因此有必要进行新的协商。

毫无疑问，看似基本的原则实施起来并不轻松，因为这些原则其实并不基本。瑞尔森大学的政策中包括很多学院和大学在学习小组方面约定俗成的规定，而它们的设立都依赖于一些不言自明的传统假设：18岁的孩子不可能成为全球出版商；学习小组需要在实实在在的教室里聚会；一张桌子不可能坐得下146个人；学校发生的事，外界不应该知道，等等。瑞尔森大学的反应一部分是由于这些假设在这个时代已不再适用，因此突然需要改变政策而造成的。

在阿凡尼尔的惩戒听证会上，公共讨论主要集中在他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他并不是facebook小组的创建者，只是恰好当了管理员，所以他的行为与其他学习小组成员并没有太大不同。此外，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企图隐瞒他们加入的决定——他们甚至以真实的地牢给小组取了名字，这让人很难相信他们认为自己在作弊（考虑到建立一个秘密邮件组是何等容易，如果他们真的是想作弊，那麦克威廉姆斯永远也发现不了他们）。校方接下来似乎也意识到他们最初对阿凡尼尔的指控有点小题大做了，他们把阿凡尼尔在参加学习小组期间取得的考试成绩降低了等级，但并没有开除他。

任何禁止使用社会化媒体的尝试都有可能让瑞尔森大学背上监视的罪名，这与把学生当做成年人看待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相反，对社会化媒体使用的限制，只能作为一种个人自我约束以及人们相互之间文化期待的一部分，主要靠学生自己来实行。瑞尔森大学（实际上，所有教育机构都一样）中的团体需要做的是制定新的规则，给学生们解释哪种分享方式被允许，哪种则被禁止。这个新规则应该积极地确保个人和团体要求之间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是在现实世界中曾经存在限制的领域。因为选择余地不多，学习小组才被限制在面对面的互动形式中。随着这种限制的消失，学生们必须在新的能力范围内建立起相应的新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