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进京后，军饷无着，遂设比饷镇抚司，任命铁匠出身的刘宗敏当头头，负责筹饷。刘宗敏课剥有术、索求无度，牛金星、顾君恩二人以民情将变，劝他收敛，刘大言不惭：“这个时候，只怕兵变，不怕民变，士兵们是我们攻城略地的依靠，不如他们的意就不会服从我们。至于那些小百姓，他们的命运都掌握在我们手里，有什么风吹草动，闭门分剿，不须鸣金击鼓，就让他们死光光。再说，兴兵以来，日费万金，如果不加以劫掠，哪里够呢？”（事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

刘老爷的理由是养兵要银子，要银子只能去抢，活该小百姓倒霉。设若小百姓敢反抗，那就对不起，兄弟们刀子锋利，闭门分剿，用不着鸣金击鼓便叫你们死光光。

刘老爷把什么都想到了，唯独忘了十数年前的自己，是因何走上造反之路的。

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同样面临让老前辈刘邦皱眉头的朝仪问题。李自成手下那些将领，“坐则相压，行则相搀，谑以诟詈，戏则推蹴”。刘宗敏见了李自成便呼大哥。顾君恩往往“科头坐吏部堂”，办公时“举足置案上，乘醉携娈童，唱边关调为乐”。读书人宋企郊劝他：“衙门自有体统，不比营中可以自放。”顾君恩反嘲：“老宋犹作旧时气象。”（事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如果不是李自成很快败出北京，宋企郊保不定就成了叔孙通第二了。

顾君恩的想法与做派，其实也属正常。试想，好不容易将旧势力赶下台了，难道还要接受旧势力的那一套陈规陋俗？抛头颅洒热血选择造反，还不是为了今天的扬眉吐气？！

我们无从推想李自成当初是否跟部下有过“均贫富，等贵贱”的约定，根据现存的史料考证，起初农民军基本上做到了官兵平等。这应该也是后来李自成的私心自用，何以会招致部下将领强烈抵触的原因之一。

李自成登极前，刘宗敏不肯服从，礼政府（即礼部）官员劝他上表劝进，他装聋作哑，故意问来人：“何为劝进？”礼政府官员回答：“三跪九叩首。”他马上不干了，质问来人道：“我与他一同做响马，为何拜他？”后来，经牛金星一再劝说，他才勉强向李自成拱了拱手，算是依礼行事。（事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另外，我们再来说说明末清初那首广为流传的民谣：吃他娘，喝他娘，吃喝不尽有闯王，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这种说法，无疑是小百姓的一厢情愿。闯王跟所有的小百姓一样，是身无长物的穷光蛋，绝没有让小百姓们吃大餐的财力。李闯王唯一能做的，就是慷他人之慨，拿地主老财开刀，靠地主老财的积蓄来收揽天下之心。

革命领袖最擅长的，是以明天的幸福愿景来动员嗷嗷待哺的民众；民众们最可怜的，莫过于一次又一次的上当。今天为朱皇帝卖命，明天为李皇帝卖命，当了一次又一次的炮灰还未觉醒。

退一万步说，纵使李自成能像朱元璋那样，开大顺朝数百年基业，百姓想要真的不纳粮，也绝无可能。传统中国政府的收入，一靠税赋，二靠国家的专营专卖。如果小百姓们不纳粮或少纳粮，政府的财政收入只能完全依赖专营专卖。小百姓要过正常的生活，而关乎民生的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必须向政府购买，那政府岂不成了囤积居奇的奸商？

一边是受奸商勒索，一边是受税吏盘剥，我实在无法明白，这两者会有优劣之分，何者有进步性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