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人上了年纪，他的衣服脏兮兮。我一点不愿意停下来。

“那人说什么？”父亲问。

“他肚子饿了。”我回答道。

父亲从我们的纸袋子里拿出一块面包和几个苹果给那个人。

“跟他说，我很遗憾。”他的拳头在心上绕了一个圈，“但是，告诉他，生活会慢慢变好的。”接着，他拉着我的手，我们继续赶路。

当我们回到家里，母亲已经在公寓门口等着我们了。父亲微笑着放下纸袋子，摇着双臂，激动地欢迎母亲，然后把她揽入怀里。当然，他也给我留了拥抱的位置。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在鸡肉店和蔬菜市场买东西给父亲当翻译让我感觉自己举足轻重。尽管有当翻译的重任在身是我自豪的来源，可这也经常让我困惑。一方面，我把父亲的成年人话语和观念转达给一个又一个成年人。可我自己并不是成人。我只是一个六岁的孩子。在布鲁克林的这些过去时光里，孩子的身份是相当清晰地。总是大人对孩子讲话。大人们总是告诉他们要做什么，该怎么做：“做这个。”“干那个。”“过来。”“过去。”其中，最让人尴尬的是，仿佛小孩是小狗一样，“坐下。”父母口里命令的唯一词汇就是少了个“让孩子像小狗一样跟在它们身后”。

小孩子的生活就是一种听从命令。家长和孩子之间没有商讨的余地。哭诉？是的，在一定程度可以。讨论？不，永远也不可能。

但是我不像我的那些朋友们，他们从来都不知道，我有双重角色。他们的爸爸能听见，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是需要依赖他们的；而我的父亲则不行。当他不得不跟听力健全的人打交道时，父亲的位置就回到了小孩子的角色——被忽视或者被迫离开。在这些时候，父亲希望我马上将自己变成一个成年人，可以代表他来与人交流沟通，成人与成人之间的沟通。

掌握这种双向沟通的技巧——声音对手势，手势对声音——让我同父亲之间的联系变得奇怪而不自然。跟正常情形完全相反的是，我的听障父亲需要依赖他听力正常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