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不能告诉妈妈任何细节。这些都是高度机密，而她在保守秘密方面比我还糟糕——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当地居民都知道了那种提拉米苏棒。

“可你要是去上班，我怎么办？”

“也许可以请一位邻居来陪陪你。”

一阵沉默。

“好吗，妈妈？因为，你看，这是我的工作，他们为此付给我薪水，可我已经两天没去了。”

“你想请哪位邻居？”

“嗯……”

最近的一些变故使当地社区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有那么一阵子，似乎所有邻居都是妈妈这个年龄的老太太，甚至还要老。她们分别叫玛丽、毛拉、梅、玛丽娅、莫伊拉、玛丽、马里、玛丽、玛丽，还是玛丽。只有普里奥尔太太叫洛特，但那仅仅因为她是荷兰人。她们似乎经常串门，分发为教堂募捐的信封，或者来借工作装，或者……或者……你知道，就是那些事儿。

但最近有三到四位玛丽搬走了。“既然孩子们已经长大了”，玛丽·韦伯和韦伯先生卖了房子还了债，搬到海边的养老院去住了。斯帕罗先生去世了，妈妈的好朋友玛丽·斯帕罗去威尔士和她女儿一起住了。还有两位玛丽呢？我记不住了，我必须承认，在妈妈唠叨街坊邻里的事情时，我没有足够认真地去听。噢，对了，玛丽·格里芬和格里芬先生迁往西班牙了，因为玛丽·格里芬的关节炎实在太严重了。还有一位玛丽是谁呢？哦，我想起来了。

“帕森斯太太，”我提议道，“她很不错。或者凯利太太。”

这可是个馊主意，我马上意识到了。整条街的人都知道，女儿过二十一岁生日时要请我妈妈做蛋糕，但西莉亚·帕森斯二十一岁时，帕森斯太太却请了凯利太太而没有请我妈妈做蛋糕。凯利太太做了个钥匙形的蛋糕。自那以后，她们的关系就变得紧张起来——当然，表面上还是彬彬有礼的，但实际上很紧张（这其实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但记仇却是这里人们的嗜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