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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第五章 中国式创造(2)

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 作者:(意)洛丽塔·纳波利奥尼


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发展模式是四个现代化,即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其中前两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为了发展现代化的农业和工业,中国才对外国市场开放。

我们不难发现在1979~1981年,中国政府改革了原有的农村集体统一生产经营的生产方式,逐渐撤销了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农民们可以自己搞一点儿养殖业,这在之前是完全不允许的。这一微小的变化却是中国个人财产观念和权利构建的第一步。不久之后,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农民可以以家庭为单位种植农作物并在市场上出售。这些变化足以打破毛泽东时代的基石——集体经济模式,而且仅仅用了两年时间。

1983年之前,山东省西北地区的人民公社一直都在种粮食。中国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饱受粮食短缺之苦,因此毛泽东决心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在红军长征期间,毛泽东就亲眼见证了中国的贫困,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决心要通过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的方式解决这一难题。然而,山东省西北地区大部分都是盐碱地,并不适合种粮食,反而适合种棉花。虽然当时棉花也相当紧缺,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种粮高于一切,经济作物只能排在后面。所以,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规定,虽然收成很少,当地的农民也只能种粮。邓小平和他的助手对这一体系进行了重大改革,引入了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概念:同世界进行贸易,而不是闭关锁国。

正是因为中国开展了粮食的进出口贸易,山东省才能够以棉花换粮食。

“农民可以把棉花卖给国家(同时,国家还进口了大量的棉花),而国家则向农民提供平价的粮食。”中共前任总书记后来写道。在这一简单现象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如果种棉花可以取得不错的收成,并且能够用棉花换粮食,为什么还要费力不讨好地种植产量没有优势的粮食呢?

这一举措成效显著。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山东就成为产棉大省,在收获棉花的同时还可以对副产品进行加工利用——棉籽可以用作肥料。

农村生产方式的改变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对政府的组织形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农村已经实现了村一级行政机构的直选。1994年,中国已经有一半的村实现了直选。到1998年,所有的村都已经实现了直选。但是西方对这一重大现象却置若罔闻,这个爆炸性的新闻在西方居然没有泛起任何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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