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回到做菜的比喻，公民社会必须解决如何与厨师交流的问题，这样才能告诉厨师想要吃什么。但是对于厨师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他必须让公民社会相信厨师自己做出的选择会更好、更适合其口味。

因此，中国借鉴了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是亚洲四小龙，它们都不是民主政体，但是在法治之下的公民社会又是强有力的。亚洲四小龙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新的执政道路，即社会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权的合法性并非来源于民主选举，而在于领导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当邓小平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如果想继续生存下去、继续执政就必须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时，他便借鉴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因此，邓小平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将利益重新置于经济活动的中心。

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敏锐地做出判断，阶级斗争不再是中国政治活动的中心。而阶级斗争长久以来一直是重塑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工具。虽然邓小平自己也不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他却必须改变指导思想，让市场经济重新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有意思的是，只有改变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引入市场经济的思想，邓小平才能完成毛泽东的夙愿，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只有暂时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做出若干让步，才能建设一个崭新的、现代化的国家与社会，才能实现马克思的最终理想。因此，邓小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一创新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新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收入的不平等，这似乎与共产主义的主旨不相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邓小平又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观点（这一观点看起来与毛泽东的观点截然不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

这一模式的确奏效。中国人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投身于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虽然冒了很大的风险，可能变得身无分文，但是中国人仍然义无反顾。正是由于利益驱动的存在，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希望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

当时在中国，只有邓小平才能完成这一伟业，也只有他对西方的经济理论有那么清楚的认识。在20世纪70年代初邓小平就开始研究西方的经济理论。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邓小平被解除了一切领导职务。与从未离开过中国的毛泽东不同，邓小平是中国第一代革命精英中曾经有过海外生活经历的一位。早在1924年，在邓小平2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法国勤工俭学。当时邓小平在法国比扬古市雷诺汽车公司的一家工厂里打工。1926年，邓小平前往莫斯科，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直至1927年，邓小平才回国，开展革命，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而不是走苏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