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当1979年邓小平成为毛泽东之后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时，他的确是以世界的眼光和全局的高度对中国进行审视。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结合起来，创造中国发展的新模式。在很多人看来，这一设想不仅是不可能，简直是荒唐的。

对此，邓小平总结道：“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社会主义也并非必然排除市场经济。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判断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正是坚持这一标准，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国际共产主义遭受重大挫折、意识形态遭受重大打击的情况下挺过来。

邓小平是对的。经济学理论只是提供了指导经济的工具。马克思关于经济的理论并不否定自由市场的作用，反之亦然。苏联的错误就在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的思想进行了错误的、僵化的解读，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模式进行输出，不允许有任何改动。

关于这一点，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并不是唯一一个认识到其中错误的中国领导人。所有的共产主义领导人实际上都清醒地认识到政府的指导原则是错误的，但是没有人有勇气正视这一切，也没有人知道如何改正。1979年，苏联的克格勃曾经出台了一系列报告大胆地预测苏联将会在10年内解体，而根源则在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效率低下。

与此同时，在铁幕的另一侧，在西欧和美国，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自由市场的原则可以使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客们及时做出调整和应对，不断满足本国人民的需求。1973~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应对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相较于社会主义模式具有更大灵活性的体现。在危机面前，西方并没有一筹莫展，而是积极应对，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最终解决了困难。

正是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西方世界才在短期内免受能源危机的影响。国际货币资金组织成为全球石油资金的担保人，确保了大批原油从产油国运到西方世界，将原油价格增长所带来的收益存到了西方银行的户头里。西方银行则用这些存款减少石油进口国的赤字。实际上，石油输出国组织向其西方消费国提供贷款，并把自己的资产交由西方银行打理。而不久之前，正是该组织决定禁止向这些国家输出石油，作为对其支持以色列的惩罚。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儿虚伪？也许如此，但是也的确起作用。这一切都被邓小平看在眼里。西方政府用资本主义的原则解决一场国际政治危机，这种策略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的，以避免步苏联的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