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引入刚才提到的金融衍生品，将各种债务、债券、风险打包和分层，通过买入、重装、卖出和再卖出等一系列市场操作，导致市场中各家金融机构的相互依存度前所未有地提高，相互之间的关系复杂得让人无法理解。因为有了金融工程，金融衍生品的来源变得前所未有地复杂，基本上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些产品是怎么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金融风暴来袭，没有银行对于整个市场有信心。每一家银行都跟其他银行有业务往来，虽然知道自己合约的对家是谁，但可能它们跟我们的合约没有问题，但是它们还有其他合约，要是这些合约出问题怎么办？它们会不会被其他灾难性的合约拖下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对家风险”——这种风险不是说你有可能还不上钱，或者说你的对家有可能还不上钱，而是有可能你的对家的对家，一个你不知道的机构，有可能出现风险，没有办法还债。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金融风险普遍较低。对于某一家银行来说，跟另外一家业务联系非常多的银行交易或者发生业务往来被看作是一件好事：这样一来能够分散投资，从而降低风险。对于其他银行来说也是这样。不管怎样，对于一个资产规模庞大的投资组合来说，其中相当多的合约同时违约的风险非常低，基本上不太可能。但是现在，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融风险大大增加，如果你的对家是一家业界联系广泛的银行，结果可能像噩梦一样可怕：对家可能跟不知道底细的某个不知名第三方有业务往来，忽然之间，这个第三方就破产了，从人间蒸发了。这样一来，你怎么判断你的对家到底有多大的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多高的信誉？你又有什么办法判断对家到底担负了多少合约义务？甚至是对家的对家的合约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够相信谁？

当金融危机袭来，人们臆想中的商业透明度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同时消失的还有整个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变量——互信。我们在本书之后的部分将会再次探讨这个主题。

同时，这些衍生品合约本身也是非常复杂的，这让问题更加糟糕了。就算是最简单的衍生品合约也是一份200页纸的合同——而最复杂的衍生品合约的篇幅居然超过了10亿页。（如果你按照一分钟读一页的速度，那么通读一份这种衍生品合约也要花费至少1 900年的时间。）许多机构投资者在尽职调查的时候走过场，对于这些合约基本上都是囫囵吞枣。金融危机之后，想要知道一份合约中谁对谁承担义务，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更准确地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许多金融机构在危机中灰飞烟灭——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这些金融机构当时都拥有市场上最大的风险敞口。它们也不知道自己对家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风险。

而这些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的兴起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更加微妙的影响。这些金融衍生品宣称自己的风险更低，回报更高；全世界的金融机构都迷醉于这美妙前途中，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盈利模式，将之前的风险管理规范置之脑后，争先恐后地按照同样的方式进入衍生品市场。衍生品市场中的玩家越来越多，有普通的商业银行，有各种各样的对冲基金，它们开始采用近似的商业模式，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和负债也大体相同，投资组合中的资产配置比例相似，有类似的投资预期目标，基本上什么都一样。衍生品市场越来越复杂，各式市场玩家在市场中也越陷越深，市场风险也逐渐演变成自己的内部风险。如果把全球金融市场比作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的话，那么现在所有人的文化都是一样的——一种说不清楚的自取灭亡。讽刺的是，基本上市场里所有人都对此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