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来看，明治时期日本近代文论之所以很快形成，除了纯文学内部的革新改良的诉求之外，还有来自社会政治的有力推动。与传统文论的脱政治性、隐逸性、超越性不同，近代文论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明确主张文学应有助于现实社会政治的改良与改善，从而使得近代文论具有明显的思想启蒙动机与政治功利色彩，我们不妨将此概括为“启蒙功利主义文论”。这种文论思潮的形成，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作家与文坛的构成成分的变化所决定的。旧幕府政权被推翻后所造成的人才缺位与政治空间，需要新型的政治家来填补和支撑，维新者所倡导的自由民权思想及其运动的展开，更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要求进行广泛的舆论宣传。于是，许多新派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新闻记者、学者教授，纷纷拿起笔来撰写文章甚至创作小说，在政治、宗教、教育、媒体等领域与文学的交叉处，产生了许多双重或多重身份的作者。末广铁肠在题为《从政与写小说孰难？》的演说中，将文学家的创作与政治家的作为相提并论，将文学家的创作与政治家的事业进行比较，从而确认了两者的相通性与各自独立的价值。就文论这一领域来看，其作者有新型政治家（如末广铁肠），基督教思想家（如内村鉴三），新型报纸杂志记者编辑（如德富苏峰、严本善治），或者大学里的教授学者（如金子筑水）等。政治家与文学家、文论家双重身份的合一，使人们认识到，这些新型的文学家与江户时代取悦读者、卖文为生的“戏作者”有了根本的不同，他们所从事的不再是传统文学中贵族与隐士的自我表现，也不仅仅是纯审美的或纯消遣的行为，文学家可以通过“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来批评社会、改造社会、引导民众、推动文明开化，从而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以社会改良与社会进步为宗旨而从事写作的新兴一族。由此，他们的社会声誉与社会地位也得到了很大提升。这些文学家和文论家们，以近代欧洲自由民主思想及相关文学现象为借鉴，呼吁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与社会作用，认为文学、特别是具有广泛读者的小说，应该在政治体制的维新改良方面，在建立现代国家、塑造现代国民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为此他们极力提倡“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倾向小说”等新的小说样式，这一切就构成了启蒙功利主义文论的基本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