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然而，这种功利性的文学价值观使得启蒙功利主义文论难以彻底解决文学独立性的问题，也无法真正建立起文学的本体论。虽然坂崎紫澜在《论稗史小说之本份》（1885）一文中，提出了小说是表现世态人情的一种“写真镜”，表明他认识到了小说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与本体价值，但更多的人则强调文学的功用价值而相对地忽视了文学的审美功能。如严本善治在《文学与自然》（1889）一文中，就提出了“最大的文学与如实描写自然的”，“最美的艺术决不能伴随不道德”这样的论断。内田鲁庵在《再论今日的小说家》（1893）一文中提出小说家要做“人生的探索者，社会的批判者，人性的说明者，普遍道德的说教者”；矢崎嵯峨屋在《小说家的责任》（1889）一文中指出小说家的责任有三：真理的发挥、人生的说明、社会的批评，都没有强调审美的功能，这就必然导致实际创作中审美功能弱化、艺术性降低的问题。对此，评论家德富苏峰曾在《评近来的政治小说》（1888）一文中，对当时流行的“政治小说”艺术水平低下的问题做了尖锐的分析批评。

文学与政治的属性本来就有着本质的差异，大多数情况下文学和政治的联姻往往是苟合的、短暂的。事实上，到了明治时代后期，日本的文学家与政治家逐渐形成了明确的社会分工：政治家以权力改造社会，文学家以其思想与良知来评判社会。好比政治家是建筑工程的施工方，而文学家及文论家则是监督方和评判者。而在现实中，政治家的现实作为大多不能令人满意，文学家却可以站在更为超越的立场上，批判政治、指陈时弊、弘扬理想，因而比起政治家来，文学家在道义上、思想上常常占据更为优越的位置。当维新后的日本政治体制基本稳定之后，政治家对文学工具需求降低了，而文学家的阶层独立意识也相应地强化起来了，特别是明治二十年代陆续登上文坛的新一代作家，其“文学家”的身份意识、文学与“文坛”的独立意识，也明显地突显出来。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以坪内逍遥为代表的写实主义文论中。